“偶尔喝多不算坏”的博客

　　08年元月16日，不坏接受央视焦点访谈节目采访，18日，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以下为视频链接：

　　人民网（不带广告）：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id=84549875&boardId=1

　　央视国际（原版焦点访谈）：http://space.tv.cctv.com/act/video.jsp?videoId=VIDE1200659316789939

　　希望朋友们以后一如既往地支持不坏、帮助不坏。

　　不坏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正是由于你们的热情支持，不坏的帖文《平心而论华西村》获得了人民网强国论坛2007年度十大优秀帖文。在此，不坏衷心地感谢朋友们！如果春节前后有合适的机会，不坏将履行诺言：请大家喝酒！打算参加的请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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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坏请朋友们支持

临近岁末，人民网开展“荣誉2007·年度评选活动”，不坏的帖文《平心而论华西村》是“十大帖文”评选的20篇候选篇目之一，在此，不坏请朋友们鼎力支持，为不坏投上一票。同时，投票不仅可以参加人民网的抽奖活动，还可以跟帖报名喝酒，喝酒时间为今冬明春……呵呵～～

地址链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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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掰扯掰扯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先生说，“我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这话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嘛，人们的财富理论上是在增加的，所以，不管快慢，不论先后，穷人最终也是要变富的。这就如同说，“我们要关心老年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的一天”一样。

　　但是，稍微推敲一下，这话其实不对。茅老先生的错误在于，把经济学中的财富的绝对值增加，与社会学中的相对的贫富差距给弄混了。

　　这话怎么说？就是个人财富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的增与减，是纵向比，是绝对值的增与减；而贫富差的客观存在，是横向比，是相对比较的结果，它与财富值无关。

　　比如说吧，三十年前的大部分家庭，家里都基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存款。而三十年后，大家手里都多多少少有点积蓄了。即使刚成家的小青年，弄不好都住上自己的房，开上了自己的车了——当然，代价是差不多要当半辈子的房奴、车奴。这表面看来无疑是经济繁荣了，社会进步了，人们普遍富裕了。这就是茅老先生讲的，最终穷人也要变富。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三十年前，人们的财富少，贫富差距也小。模糊点说，就是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穷人是啥时候出现的呢？是有了富人以后！也就是说，穷富是经过比较产生的。它与个人拥有财产的绝对值没有关系。

　　以前的乞丐打竹板沿街乞讨，现在的乞丐用不错的音响在路边唱卡拉OK——音响比竹板值钱多了，这的确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这个财富值的增加并没有让乞丐变成富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就根本不存在让所有穷人都变成富人的可能。

　　这是财富的绝对值增加无关贫富。简单说，一个社会，纵向一比较，“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但横向一比较，穷人却出现了。现在的一部分“主流”，只喜欢人们纵向比。

　　再就是比较范围也有说道。

　　美国是很富裕的，但美国是不是只有富人没有穷人呢？肯定不是。据说领取美国政府救济金的人还不少。非洲是不是全都是穷人呢，也不是，也有不少富人。也就是说，很富的美国有穷人，很穷的非洲也有富人。而即使是领取救济金的美国穷人，也比非洲的富人生活的更有“品质”。

　　中国的城市比农村富，但城市里也有穷人，农村也有富人，所以有人针对中国的基尼指数接近0.5这样的事实提出一个观点：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那么严重，因为中国应该把城乡分开来统计。

　　如果茅老先生是为穷人画饼的话，那么，城乡分别统计基尼指数的提法无疑就是猫盖屎。

　　农村固然也在发展，而且单论速度也不慢。但这同样是纵向比较，而不是横向比较。因为有人喜欢只听穷人们纵向比，所以我们只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农民欣喜若狂地表示，现在的生活比三十年前强多少倍。而绝对看不到农民忿忿地说，城里人是人，难道农村人就不是人？！——我不相信那些讨薪的民工心里没这么想过。

　　如果富人原本就比穷人有基础，而且因为占有更多的资源所以发展速度又比穷人快，而国家却还依然要重点保护富人，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进行两极分化，是很危险的。而指望通过保护富人来带动穷人致富，更是天方夜谭。

　　一个具体的人还可能发生身份变化，今天穷，但通过努力明天可以致富——同样，有些富人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返贫——但社会的结构却是很难变化的，如果把社会看成塔形结构，那么，塔基哪天可以变成塔尖呢？

　　可是社会学的原理告诉我们，维护塔基比装饰塔尖要重要的多、有意义的多。穷人才更需要公共资源的保护。

　　所以，劝茅老先生一句，您为富人说话没关系，但你别忽悠中国十几亿穷人。

　　昨天的《京华时报》有则报道，标题是《北京绿卡子弟陷困局，政策变动无法回原籍高考》。内容大致是，一群北京绿卡的持有者，其子女因没有北京户口而无法参加高考。而这些孩子的户籍所在地，又实行户籍、学籍双认证，所以，在北京读到高中的孩子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也行不通。

　　真不明白，有些人既然泊来了“绿卡”这一概念，为什么就不认真落实一下绿卡所应该兑现的承诺？应该说，在北京，绿卡的持有者都是作为“人才”引进的。但引进了人才，却不善待人才，反而让“人才”在最不应该自己操心的子女教育问题上身心疲惫狼狈不堪，甚至将有关政府部门告上法庭。这种引进人才的目的和意义何在？难不成只是为了显示一下你的优越？就如当年的得势太监那样，只是喜欢讨一堆老婆来满足自己的贪婪？

　　除了绿卡，还有暂住证。绿卡是给人才办的，而暂住证，是给民工办的。但可气的是，在城市人眼里，民工也要分三等，一等民工可以办A证，条件是你得把你的血汗钱换成一套北京的商品房；二等民工可以办B证，如果你是个条件不错的女孩，又恰好有个北京小伙看上了你，那你就有希望了；三等民工只能办C证，贩夫走卒们均在此列。

　　被引进的人才也好，民工也罢，好象只是城市的奴仆，只有为城市拼死拼活的义务，却没有分享城市荣耀的资格？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据说，户籍制虽然有弊端，但这项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据说高考制度虽然也有弊端，但它是目前相对最公平的考试制度。城市管理者说，绿卡制度是为了更多地引进人才；暂住证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城市……政策和制度都是对的，错的是人——是外地人。

　　对于“人才”们面临的困境，报道说：很多绿卡持有人走过两条路。一是，将孩子送出国；二是，托关系，为孩子在当地做一个假学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这样，其中一位当事人就说：“第一，我想让我的孩子受中国的教育。第二，作假可耻。”

　　对此，不坏想说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我们所背负的，又岂止是守法的沉重，还有“外地人”的无奈，更有面对无奈时“知耻”所带给良知的压迫。也许我们在面对孩子泪流满面地问“妈妈，我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样公平地参加高考”时，也该问问我们的社会，是谁让我们挤在政策的夹缝里左右为难？

　　当我们还在固执地遵守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时，请不要逼迫我们；当我们艰忍着承受种种艰辛时，请不要愚弄我们；当我们小心地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力时，请不要敷衍我们！

　　我们希望有关人士们想一想，是谁满含着酸楚依旧执著地奔波在“你的”城市？是谁一边仰望晨曦中冉冉升起的国旗一边擦拭着眼角的热泪，情不自禁地呢喃“我爱我的中国”。

　　请祖国给我尊严，打掉那些由不合理的制度所衍生的怪胎！

蓦地想起一个女孩，让我眼中盈泪


　　公交车的移动电视中传来一阵熟悉的旋律，是一首老歌，歌名叫《一个真实的故事》。

　　走过那条小河，
　　你可曾听说？
　　有一个女孩，
　　她曾经来过；
　　走过这片芦苇坡，
　　你可曾听说？
　　有一个女孩，
　　她留下一首歌。
　　为何片片白云悄悄落泪，
　　为何阵阵风儿轻轻诉说？
　　啊，
　　还有一群丹顶鹤，
　　轻轻地、轻轻地飞过……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1988年，当时并不知道这首歌里唱的女孩是谁，只是觉得歌好听。后来，因为这首歌，记住了一个女孩的名字：徐秀娟。

　　徐秀娟，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个满族渔民家庭。1981年8月，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徐铁林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1986年5月，徐秀娟完成了在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系两年的学业后，离开了家乡，来到了江苏盐城滩涂珍禽自然保护区工作，在那里，她是鹤场的负责人兼技术员。

　　1987年9月15日，也就是徐秀娟工作一年零四个月后的一天夜晚，她为了寻找一只走失的小天鹅“黎明”而牺牲在复堆河中。徐秀娟是我国环保系统第一位因公殉职的烈士，她将23岁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她热爱的养鹤事业。

　　为了纪念这位年轻的护鹤天使，江苏盐城和齐齐哈尔市扎龙自然保护区分别修建了纪念馆、纪念碑。

　　据说，当第二天村民们从河中打捞出徐秀娟的遗体时，两只丹顶鹤徘徊在她的身边，不停地低下带着红冠的头，用长长的尖缘整理着她湿淋淋的衣服……据说那年清明，一群丹顶鹤行将横空北上时，在徐秀娟墓前久久盘旋……

　　在盐城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处楼前，有一尊徐秀娟洁白无瑕的雕像，她身旁是几只洁白如玉、头顶一团猩红的丹顶鹤……

　　起初，对徐秀娟的了解不多，还误以为是一个为了救鹤而遭遇意外的“小村姑”。后来，看到的资料多了，才知道自己错得很离谱。

　　去世时才23岁的徐秀娟，在大学进修时就完成了论文《越冬地丹顶鹤的半散放饲养》，并在全国鹤类专家会议上赢得一片喝彩；在负责鹤场工作时，完成了“丹顶鹤在低纬度地区孵化、饲养、驯化”的科研课题，轰动了我国野生动物界；她还自拟了几个科研课题：“丹顶鹤在盐城的繁殖”、“丹顶鹤食性的研究”、“丹顶鹤羽毛的研究”、“丹顶鹤的越冬生态”；徐秀娟的外语水平，达到可以和外宾对话、翻译相关资料的水平；徐秀娟喜欢写散文、诗，她的文章《灰椋鸟》在她去世后被《齐齐哈尔日报》发表出来，科学家看后高兴地说：“这是一篇十分生动的科学考察报告！”作家说：“这是一篇极好的散文诗！”美术工作者说：“这像是一长卷色彩斑斓流动着的油画！”……

　　这就是徐秀娟，一个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美丽事业的女孩！她在世，就是人间的天使；她去世，便化做夜空中永恒的星辰。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才长久地时时让我们觉得温暖，觉得感动。

　　洁版的《色戒》公映了，据说只剩下艺术，剔除了色情。但依旧没看，也不想看。因为此前，脑子里有三个即相关又无关的故事。

　　第一个。近七十年前，一位叫做郑苹如的女孩，为了刺杀当时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大汉奸丁默村，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及身体条件的优势，色诱丁默村。但先后两次因行事不密，终被丁识破。后，郑女士遇难殉国。在这个故事中，男的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女的是忠勇大义的烈士。

　　第二个。也是近七十年前，一位叫做张爱玲的女作家，以其独特的文字魅力倾倒了大批读者。尽管当时三联书店的郑振铎先生劝其在国难时期宜聚敛些，并表示愿意以三联书店的名义收购其作品，但，主张“出名得趁早”的张女士还是隐忍不住地风靡了整个上海滩。同时，张女士与一位名叫胡兰成的汪伪政府的无骨文人共同演绎了一段颇受非议的婚恋闹剧。在这个故事里，男的被很多人骂做汉奸，女的，是不明大义的汉奸“姘妇”——当然，也有人为此极力辩解。

　　第三个。又过了几年，张爱玲女士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叫做《色·戒》。小说中，几个年轻幼稚的爱国学生，一起诱杀特务头子易先生，其中，学校舞台上的女一号王佳芝承担着色诱的任务。王佳芝为了更好地完成麦太太的角色，向唯一“嫖过”的同学学习性经验。然而，两年后，当机会终于出现时，王佳芝却在关键的时刻感性冲垮理智，破坏了整个行刺计划，出卖了同学，出卖了大义，同时也葬送了自己。这个故事中，男人虽是汉奸，但却有情有义，颇得女人倾心，而女人，虽有爱国初衷，但最终为情所惑，沦为汉奸的玩偶，民族的罪人。

　　小说所描写的主场景，几乎就是当年郑苹如女士第二次诱杀大汉奸丁默村的现场翻版。只是，郑女士选择的是一家皮货行，而王佳芝选择的是一家印度人开的金店。这一点，恐怕是主张“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的人所不能否认的。

　　李安是谁？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个拍电影的。不坏爱看电影，但不关心导演。电影《色戒》，没有看，因为没有看，所以不知道是色情还是艺术。艺术还是色情，在不同的人眼里，肯定有不同的结果。如同一位歌唱得很好的青楼女子，她是娼妓还是艺术家，那要看消费者的品位。

　　兴冲冲进电影院的，不全是去欣赏艺术，也不全是色迷迷，不过确实有人看完出来后忿忿不平，认为广电总局太无耻了，剪去七分钟（有说十三分钟）床戏，那简直就是对国人欣赏水平的侮辱。据说这是个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他还把广电总局告上了法庭。

　　不坏也这么看，有关部门真是无耻！这一剪子下去，想看艺术的不满意，想看色情的更不满意，你何苦来的？你又不能让高品位的人只看《天鹅湖》，让低品位的人天天看毛片！既然有这样一部雅俗共赏的片子，何不让人们都满足一下。反正，影院里的灯一关，“什么黑女人白女人，全都是黑女人”。

　　这话真TM经典。什么女英雄、小资女、女叛徒，在现在的人们看来，都像妓女。因为有关部门如果守节的话，就不应该允许这种变态片子公映，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历史上还有一位叫郑苹如的女士。

　　而现在，有关部门的裤带已然一褪到底了，却剪片树叶挡在那地方，您这不叫色情，但您绝对够无耻。

　　传说中，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但是，现在的孩子们，知道“收获”是个啥样的东西么？

　　秋天就是新学期吧！把新教材装进新书包，到新的班级或学校去认识新的老师和同学，坐在一个以前从没坐过的位置上，心情复杂地环顾四周。从最初的激动中平静下来后，听一个陌生的面孔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把所谓知识讲得味同嚼蜡。然后，失望的孩子们，嘴里嘟囔着那言不由衷的誓言：Dood good study！眼睛却茫然地望着窗外百无聊赖的鸽群在天空中不停地划着问号——Day day up！

　　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是不是都这样。现在的孩子，不愿意向所谓成人讲这些。他们的日记现在都是加了密码锁的，或者去写博客，建个群，在不平不满不屑中，吐现实一脸唾沫。哼！成人——难道年长几岁就算成了人？难不成谁还可以让时间停摆，阻止我们成人？

　　成人们总怕孩子们犯错误。貌似成人们就神通广大，好像遵从了他们的教诲就可以保证不犯错误。但奇怪的很，谨小慎微的孩子犯错的少了，可心智健全了的成人们却不自信起来。每一天都过得惶恐而忐忑，自卑且怯懦。或者，一旦有点钱或权的优势，便忘了天高地厚。如此看来，真不知道谁更应该听听谁的教诲。——更何况，小孩子有犯错的特权。

　　不坏也曾经小孩子过。不坏那时经常犯错。不坏那时奔跑在田野里，曾肆无忌惮地踩坏了不少庄稼；不坏那时嬉戏在河汊里摸鱼，曾没心没肺地把爷爷新买的凉鞋弄丢了；不坏那时喜欢在老梨树上攀爬，与小伙伴们玩“摸木”，还曾因偷枣吃而被羊拉子（俺们叫它霸角子）蜇得满身是包；不坏那时也喜欢学雷锋，并经常做好事不留名。有次我们几个小伙伴晚上到生产队的地里做好事，却因天黑误拨下许多麦子，而留下所有麦蒿——通常这种时候，俺们不敢留名，仓皇逃窜。……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上帝会宽厚地一笑，用他的红笔在个人的作业本上判道：这家伙还不赖。

　　那时的秋天，还是有果实可收获的。所以，那里的学校是放秋假的。半大小子和半大丫头们，需要跟在成人的腚后，像模像样地劳作在高粱地玉米地谷子地花生地红署地豆子地里。大人抹一把汗，俺们也抹一把汗；大人捶着腰直直身子，俺们也胡噜胡噜抬头看天——天好大好深。及至庄稼收回来，大人舒坦地躺在粮堆上尽情地放响屁时，俺们会看着他们被秋天的日头烤得黑红发亮的皮肤羡慕不已：咱啥时也能放出这么豪迈的超级爽屁来呀！

　　生日在秋天。小时候记不住日子，问娘，娘说，枣红的时候就是你的生日到了。生日时，会有一碗面。面条里埋着惊喜：一枚荷包蛋。用筷子把蛋白挑破，用舌尖细细品尝那油晃晃的蛋黄，抬眼，就看见娘的一脸慈祥……自此，年年盼着枣子红。

　　生日，要有娘一起过啊！

　　今年的生日，恰逢人民网组织调研，是在江苏的华西村过的。主人很热情，菜也很丰盛，并很时尚地订制了一个大蛋糕。人多，菜好，场面热闹，人们的祝福也真诚。只是没有娘的荷包蛋，以及热气腾腾中的那一脸慈祥。

　　一不留神就长大了。长大了的我们，身后也便多了些追随的目光。

　　“伯伯，你最近工作忙不忙？”“舅舅，你最近身体好吗？”……诸如此类，在俺一顿还可以吃三个馒头，感觉自己还可以像当年那样扛着一麻袋大米一口气上六楼时，居然有人开始怀疑俺会因为工作忙一点就会累着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与我隔了月余，是一个女孩的生日。女孩叫俺不坏叔，不坏叫她小美女。不坏曾为她写过一篇《十四岁，左看看，右看看》。今年是她的十六岁生日。她生日时，很多人给她送了生日礼物。她兴奋地把这些礼物拍成照片放在她的博客里展示给大家。祝福的话更是少不了，而且字字都象珍珠一样宝贵。不坏去看了，很有些感动！

　　现代的孩子们，即使没有荷包蛋，也同样会有自己的期盼与满足。只是，不坏那时的孩子是一条跃动的溪；小美女时代的孩子，则像一汪表面静谧的泉。

　　然而，总还是觉得有些不忿。秋天，是个古老的季节，典雅的季节，是个属于农民、以及像我们这样在田野中发芽并带着泥土芬芳的孩子的季节。而小美女，是城市女孩，是阳光女孩，是个能写诗却不会忧郁的女孩。总以为，她这样的女孩，应该出生在春末夏初的，所以，五月份时，发短信问她，快到你生日了啵？结果，被小美女数落到无地自容。

　　就很奇怪，小美女居然是秋天的生日。城市有秋天么？城市的秋天诚然有落叶，但是，可有金色的果实收获么？城市的孩子，秋天是厚一点的校服，是日益减少的户外活动，是万圣节的搞怪——而这些，在不坏看来一点都不古典。

　　所以想不通啊，小美女，你凭什么出生在秋季！

　　北京从前有“燕京八景”，其中，秋景唯“太液秋波”。太液指太液池，也就是北海。早先以为很美，就兴冲冲去了。结果发现，北海的水，从春天到秋天都是一池。想不明白，为什么秋波入得八景之一，而春波、夏波就不行。再后来有次到北海滑冰，忽然就生出一个念头：难道这还是那池水么？

　　似乎就有些感悟。春天的水灵动；夏天的水妩媚；而秋天的水，渐生凝重。继而到冬天，那一池摇曳，最终生出了水晶般的骨骼。

　　冰是水的骨，水是冰之心。骨呢——自尊、独立、品格；心者——思想、情操、信念。

　　可能吧，秋风是一种催促；而秋水，则诉说着成长。

设计了一种新型学校，看看教育部能不能重视一下


　　设计了一种新型学校，对解决当前教育方面以及诸多社会问题有利，建议教育部能重视一下。当然，或许也存在一些弊端，希望大家探讨。个人认为，目前象北京、上海、深圳等很多城市、甚至经济发达地区的不少农村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搞搞试点。

　　这种学校，不叫小学，不叫中学，凡适龄青少年，甚至愿意学习的成年人都可以就近入学。在这样的学校里，只有班别，没有班级。小学生、中学生混合编班，从七岁儿童到十几岁少年都有，甚至可以编入成年人。且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只要有学号、学籍，都可随时入学、随时转学。

　　这种学校，可以设在任何一个居民小区、机关家属院、富裕农村等各类人口密集区，不必过多地考虑同龄的学生数量，从而顾虑编班规模等因素，而只需考虑从七岁到十八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总数就可以了。

　　这种学校，教学形式很像时下的网吧。

　　这种学校最大的特点是，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打破原来教师现场授课的形式，使原来无法解决的不同年龄的学生混合编班成为现实，从而彻底改变原来的教育模式、教育观念，以及学校的管理模式。改变原先那种老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在最大程度地尊重学生天性与特点的基础上，实现开放式教学、个性化学习、立体化管理。

　　学校的教学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学校要建成一个局域网，它的远端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联网，终端是电脑教室。学校有自己的服务器。学校根据在校生的人数，配备教师、教室、活动场所、以及电脑教室；根据教学需要开放服务器中的教学内容。学生通过自己的学号、密码登录相应的板块进行学习。学校通过过滤系统防止不良信息侵入学生课堂。这样，每学期开始，教育部只需向学校网站发送新学期教学内容即可，可以在线传送，也可以发硬盘、U盘、光盘，而不必向每个学生都发放教材。这样，可以彻底解决孩子的大书包问题。学生的书包中，或许只需放一些自己喜欢的名著、童话，或心仪的小玩意即可。

　　学生的学习，则由被动地接受老师的课堂讲解的、不可逆（补课是例外）的学习过程，变成主动的、可自由把握进度的，并可进行反复操作的学习过程。而且，由于学生的接受能力不同，兴趣点不同，还可以把过各个知识阶段的进度把握，设计成类似“过关游戏”那样的活动。比如，有些学生具有数学天赋，那么，他完全可以用两年时间学完六年小学的数学，再用两年时间完成中学数学的课程——当然，这要在辅导师的科学指导下进行。

　　学校的教学内容，“正课”（也就是主科，最好只设语文、数学两科）是统一上的，教材是由教育部或教育厅、教委编制的——这要看当地是使用全国统编教材还是地方教材，下面统称教育部。教材的形式是网络视频。教育部可以选取最优秀的师资组织教材，录制音像资料，动画的、文字的，优秀老师的现场授课视频等等，形式不拘。

　　学校的正课，每天只需安排三两节即可——当然，小学阶段可能少些，而中学阶段可能多些，但最好不要超过四节。如只在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安排两节，或安排在下午两点到四点，用来学习语文、数学等基础公共课，其它课有必要统一上时也可以统一上，但越少越好。其余的时间，学生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学习自然、生物、历史、手工、音乐、体育、美术、汉字书法、外语等等自选课。自选课是灵活多样的，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条件设置。比如，武术、杂技之乡就可以多设置体育课武术课，年画、刺绣之乡就可以多设美术课刺绣课，少数民族可以多设置民俗课传统课等等。在一般学校，上这些自选课是很自由随意的。有在操场上的，有在琴房上的，还有的课是在花坛草坪绿地上上的，就比如手工课，老师可以带着学生们在学校找间小屋（或叫陶吧）捏泥巴。低年级的老师多讲一讲，高年级的，则主要是自学。这样，既能释放孩子天性，又可以发挥学生潜能。即使泥巴捏好了，将来也是可以多出几个泥人张泥人赵的。

　　曾跟朋友们讲过这个设想，朋友们认为这样可能会让孩子们玩野了，小孩子本来就难自控，不督促不会认真学习的。个人认为，现在的孩子之所以追求“疯玩”，正是因为他们被大人们逼的太紧了，没有疯玩的机会，一旦有机会，巴不得从成人的各种“希望和要求”中解脱一下。而如果你尊重了孩子的天性，他们学习的热情反而会显现，因为求知——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才是未成年人的基本天性。如果一个学校可以满足学生在自然、历史、社会、音乐、体育、美术等等诸多领域的求知渴望，而不让他们感觉到学习的压力，那么孩子自己对“有用的知识”会产生比低俗文化更浓的兴趣。

　　在这样的学校中，教师的责任是为学生解疑释惑，进行日常管理，以及提高学生综合的知识、技能。这样，老师们也可以从繁琐的备课、评课，晋级、评职，观摩、迎接检查等活动中解放出很大一部分精力。而且，根据个人初步测算，采取这种管理办法的学校，虽然会增加一起管理老师，但因为减少了大量的课堂教学，避免了循环（重复）授课——比如一个老师可能一生都在重复讲授一个知识段的内容——教师配备肯定会大大低于现在的师生比，这样，对整个教育界来说，会节省很大一块师资成本。

　　为了能更加形象地阐述这种设想，现举一例说明。

　　比如在北京的某郊区富裕农村，全村学龄人口200人，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个年级段的学生数却平均只有16、7人，这显然达不到编班的规模。这种情况下，通常是这个村的学生要合并到别的村的学校中去（城里同样如此）。中学阶段的学生，如果想上重点校，可能还要到更远的地方上学。但如果采取此方案中设想中的这种模式。这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这个村建了一个自己的学校，而且是从小学到高中。200人，组了四五个班，一个班40～50人。每班配两个专职的知识辅导老师，再配向个技术技能教师，再加上其他教辅人员，全校也只配备了十几个教师——这比我们现在中小学的师生比要低（现在我国中学师生比是16左右，小学是22左右。但这仅统计的在编教师数字，事实上任何一所学校都有不少不在编的教辅人员）。

　　这个学校平时上学的人数超过200人，因为这个村经济发展得不错，有不少外地打工者的孩子也带着自己的学籍与学号在这个学校里就读，但他们在学校里学的主课与北京孩子的不同，他们学习的是当地的教材，有上海的，有湖北的，还有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他们的学习内容已经保存在学校的服务器中，他们都学自己的教材。除主课外，其它兴趣课技能课都与本地学生相同。不过，也有一些本村的学生不在本校上学，因为他们到城里看望父母了，这个村子里很多中青年人是在城里上班的，所以他们的孩子平时与爷爷奶奶同住，但也经常去城里与父母小住些里子，有时一两周，有时一两月。他们到城里去时，一般就随机插班到附近的学校，除了同学有点陌生，没有其它任何不便。

　　周一到周五，这所学校每天早上六点开门。开门后就有不少喜爱晨练的学生来操场锻炼、游戏。随后，图书馆、琴房、手工课教室等也陆续开放。不过，直到九点多所有的学生才陆续到齐。九点半，学生们开始上正课。正课上到十一点半。下了正课之后，有些孩子回家吃饭，因为学生都是就近入学，离家都很近。有些家里没有大人的孩子在学校吃饭。下午的课是从两点开始的，夏天是三点。但下午的正课就只有高年级同学上了。低年级同学只上自选课，他们或自己在图书馆看书，或在操场运动，或跑到草丛中捉虫研究生物，或几个人在琴房跟音乐老师学钢琴，或跟老师在讨论老舍先生的剧本《龙须沟》，准备为国庆节排演节目。还有一些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去看电影《火烧圆明园》，接受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去了。

　　我们现在到正课教室去看看。正课教室里很安静，每个学生都戴着耳机学自己的课程：小学生们有看动画的，有搞拼图的；而中学生们，有看名师授课录像视频的，有看名著的，这些都是教育部（北京教委）规定的课程内容，也都是由教育部组织最强的师资编制、录制、制作的。因为那时大家使用的都是最强的而且是统一的师资，所以那时是没有重点校的。这些课程后面，每个单元都要进行练习和小测验。练习和小测验通过后，这一“关”就过了，课程自动进入下一单元——当然，有些同学健忘，学过的内容很快就忘了，没关系，只要是你已经过了关的单元，你还可以随时回去复习。最奇怪的是，这个班里还有两位老人，他们学习的不是中学课程，也不是小学课程，而是老年大学的课程，但这些课程不是教育部组织的，而是他们自己选的，经过校网管检查不是恶意软件，所以也被存入校园网服务器，供村里的老人学习。他们算这个班的学生，但没有学籍和学号，只要班上有空额，本村的成人老人都可以来学习。他们也不用向学校缴费，但要承担一些学校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如教具维护、低年级学生的看护等，有时其它成人也做这些工作，算是社区义工性质。

　　这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在干什么呢？他很轻闲，正在听MP3。可能他正在学德语，也可能正在准备参加在职研究生考试，具体内容不详。这时，一个小学生忽然举手，说要上厕所，老师摘下耳机，提醒小学生：不要忘了让电脑暂停一下，以便回来后再继续学习。老师在教室里溜达了一圈，他发现，一个十岁的同学现在已经开始学习微积分的知识了。他暗自感叹。回到自己的电脑前，他调出这个学生的资料，他发现，该学生的语文成绩却很糟糕，连汉语拼音这关还没过呢。其它自选课的成绩也平平，有的还没过一年级的“关”。于是他在这个学生的资料后面注了一行字，“To校长：希望教育部组织专家研究一下，如何解决“天才生”的严重偏科问题。写完这些，又有一个初二学生举手，他遇到了一个数学难题，刚才他已经向同桌的高三同学请教过了，但这名同学也解决不了，原来，他的问题不是北京教材里面的，他使用的是湖北教材，这两地的教材知识点不一样。这名老师对此也没有把握，于是，他把这个问题用投影打在了教室的大屏幕上，供大家讨论、研究。然后又把这个问题发给了校园网管，请他向湖北方面求解。做完这些，这名教师有急事需要出去一下，于是就向一名高三的同学待了几句，他是这个班的班长。然后向两位老人同学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这之后，这个班的管理工作由两位老人和这名班长负责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同时，高年级同学负责为低年级同学解答问题。小同学很依赖大同学，把他们看成大哥哥大姐姐，大同学也很爱护小同学，真的象是一家人中的兄弟姐妹。很多时候，小同学的家长都不用来学校接送小学生，中学的大同学都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妥帖。

　　中午一点，上午班的知识老师就下班了，接班的下午班的老师开始进行下午的教学。下午班的老师要上到晚上八点。事实上，学校下午四点半就放学了，但每个学生几点回家由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有早回的，也有晚回的。八点钟以后回家的，家长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用以发老师加班费。当然，如果有义工承担这项工作，家长也就不用交费了。

　　北京城区，由于少了将近五分之一市民（学生）的交通出行，北京的交通状况将得到很大的缓解。同时，由于绝大部分学生减少了社会出行，也减少了大部分针对学生的社会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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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想，这个方案对于解决我们教育资源不平衡具有变革性的意义。

　　比如有一个承包荒山的农民，由于他可能要带着老婆孩子居住在离公办学校很远的地方，孩子上学就很困难。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只需解决了孩子上网问题（比如给他买台电脑，告诉他基本操作），那么，这孩子至少可以在正课方面享受到与在校生相同的师资了。这种解决办法，看起来教育部门多花钱了，但事实上不尽然，因为这孩子没享受教室、教师以及其它应该由学校提供的教育资源，所以总体上来说，教育经费是节省的。

　　总结一下这种教育方式的好处：

　　办学更灵活：学校灵活、教学灵活。这样的学校不必考虑年级设置，编班规模，只要考虑学生人口总量就可以了。甚至，在有些没有条件办学校的地方，家庭也可以灵活教学，比如，爷爷奶奶中有教育工作者，学生完全可以在家庭中完成学业。甚至，可以和表哥表姐堂弟堂妹们一起利用假期学习。不仅灵活，而且可以弥补独生子女的孤单问题。在家也可以学，假期也可以学。

　　更符合教育理念——大小孩子混合编班，学到的知识是立体的；大班级，小社会；家庭氛围更浓；而且更容易发挥学生潜能，激发学生兴趣，发现天才少年——假如您不否认少数孩子会在某些方面具有天赋的话。以前的教育理念培养的学生，几乎全是流水线上的标准复制品，成功的标志只是学历越高越成，而一旦出现“不同寻常”的孩子，他们的不同寻常就只能以“叛逆”的形式表现出来。象韩寒，丁俊晖，甚至马家爵等。而这种新的教育模式，会让孩子们的差异（但不是差距）通过正常的形式表现出来，尊重孩子们的这种差异，就是为未来社会提供更多各种类型的人才。

　　扭转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这一点无需多说。初期即可以消灭重点校，中远期必然改变农村地区的教育落后状况。而在此之前，平衡教育资源在我国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缓解社会压力。比如交通压力，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每天早高峰在很大程度上是孩子上学带来的。学校放学时，接孩子的车队更是尉为壮观。再比如家庭结构压力，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闲着，可孩子却不得不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学校，老人孤独自不必说，他们一辈子积累的知识、阅历、经验、能力也没机会传授给后代，再说现行的考试制度也不考这些。用这种新型的教育模式，至少可以使老人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精神上充实一些，隔代人之间的交流也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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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教育模式的好处还有很多，我想，就不用一一细说了，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但如果真正实行，恐怕还有很远的距离，因为这个方案的实行，必须从教育部（或省、市教育主管部门）那里开始实施。而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与教育观念有多僵化，相信多数中国人都有体会。

　　甚至有人会说，人家美国电脑网络那么发达，还没出现这样的教育变革呢，想在中国进行这样的教育革命，还是等共产主义实现了再说吧——我的同事就这么说的。

　　不过我想的是，中国出现孔子这样的教育家的时候，美国人的祖先还在欧洲跟猪争窝呢——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一位欧洲人自己说的。那么，中国人在教育上为什么就不能再先进一次呢？当然，我并不是说我这个设想就是先进的，也许它根本就是异想天开，但没关系，多点异想天开也不是什么坏事，异想天开的多了，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模式产生出来。

孔子是一枝牡丹花——谈时下的批孔与祭孔！

　　现实社会中，骂孔子的人不少，似乎不骂孔子就意味着封建落后，不骂孔子就是“革命不彻底”。孔子代表的是权贵们的利益，无产阶级就应该打他一脑门子包。但同时，也还有人护驾，说孔子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事，得文诌诌着讲，别动不动骂街。

　　在对孔子的态度上，似乎还能看阶级立场来，什么传统文化、现代思想、先进理念一大堆。都貌似振振有词，其实都无理三辩。

　　孔子是一枝牡丹花。原本，牡丹是要与梅、兰、竹、菊、芍药、月季、杜鹃、迎春、串红、死不了、狗尾巴花等一起争芳的。一到春天，百花竞芳吐艳；夏季里，莲开荷红；仲秋时节，菊羞百花；而在隆冬，梅仍在枝头傲雪……牡丹既不突出，也没多惹眼。后来的某个时间，一位帝王主张“废黜百花，独尊牡丹”，于是，牡丹封王称后、一枝独秀，娇艳妩媚、花开富贵起来。

　　牡丹红了，牡丹花被繁育、引种到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大大小小的牡丹主题园就建起来了，其它花花草草全都成了配角，文人雅士诗牡丹文牡丹，粗鄙之人也开口牡丹闭口牡丹，牡丹山牡丹园牡丹亭牡丹莆……甚至，牡丹被种到墙头地角床畔。

　　一，牡丹红了！它该不该红？

　　牡丹红了，牡丹有红的资格和实力。它的确是一朵好花。牡丹无意羞百花，但它却令百花失色；牡丹无心争宠，但它暗合了王权的需求，借王权夺了花之魁首……花儿怒放自己是花儿的错吗？即使娇羞如昙花，也还渴望那惊鸿一现呢！牡丹红了，红得紫了，紫得让人腻歪了……但这不是牡丹的错，要怪就怪后来的那些无脑的花痴们。

　　儒家文化是一种很平和的文化。它可以和道、法、墨等诸家并存（当然，小范围的争执是有一些的），它甚至不排斥佛、基督等外来宗教。这种平和，形成了它的大气、包容，同时，也使它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

　　中国率先进入当时来说最先进的封建社会后，在儒家文化的滋养下，以此为核心价值观，“舒舒服服”地在世界上领先了一千多年，并影响了整个东方，大半个世界。试问，有哪种文化可以有如此伟力？即使现在最最最先进的文化，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吗？

　　儒家用“礼”来倡导一种社会的伦理的秩序，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最先进的思想。思想是否先进，只能客观地评价，不能用数千年后的标准来衡量。儒家文化中的某些元素，的确代表了权贵与地主阶层的利益，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它在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性啊！

　　马列主义够先进了吧？难道它不是在融入了毛泽东思想后才在中国生根的吗？邓小平理论够先进的了吧？难道我们今天没有对它进行不断地创新吗？共产主义理想在今天的信仰者看来是不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但谁敢说两千年后人类还不能超越这个理想境界？

　　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将后人不思进取的种种恶果强加在一位在当时提出最先进思想的哲人头上？而任何一种先进的思想，都会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而落后，三十年不落后，不意味着三百年不落后。今天的思想家不是给两千年后的人非议的，同样，孔子也不是供今天的人们磨牙的。

　　牡丹红了，牡丹滥了……某些品种的牡丹散发出阵阵腥臊之气，这是那朵老牡丹的错吗？要知道，最初的那枝老牡丹，已经产凋谢两千多年了。

　　二，附庸风雅是令人厌的。

　　帝王建了很多牡丹园。喜爱牡丹的人多了，研究牡丹的多了，繁育牡丹、引种牡丹的人也多了，这很正常。爱牡丹、颂牡丹成为一种时尚了，而且一时尚就是两千余年。这两千年可以培养多少“孔粉”呢？很多。

　　模仿秀们真的理解牡丹吗？不见得！客观地讲，从第二代牡丹开始，就已经不可能与第一代牡丹完全相同了。孔子这朵老牡丹经常同小牡丹花们讨论问题，这不正是“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吗？！而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何偿不是中国版的马列主义呢？而数百、上千年后，虽然牡丹遍地，但严格说，学名“牡丹”之下，又出现多少不同的品种呢？董仲舒算是一枝吧，朱熹肯定是变种的了。至于明清时的所谓大儒们，可能只能算是起哄敲锣边的了。袁世凯连个起哄的都算不上，只是个小丑——当然，指他鼓噪的文化现象留在历史上的笑柄。

　　不理解牡丹，不懂得历史地、客观地看待牡丹评价牡丹，还要故做深沉地爱牡丹、颂牡丹，难道不幼稚不可笑吗？那一窝蜂似的打着尊牡丹、祭牡丹的幌子来“文化搭台经济喝戏”，更是对牡丹的无知亵渎。

　　如果你还把“中庸”、“和为贵”，继续解读为“庸庸碌碌”“好好先生”，而不是“客观态度”“和平原则”，那你没资格尊孔。如果你还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甚至“三纲五常”继续解读为“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而不是发展成为今天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及“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理念，那你也没资格祭孔。


　　三，动辄开骂是很无赖的。

　　前面说了，牡丹红了，滥了，让人腻了，这都不是牡丹的错。也用不着揪住当初那枝老牡丹痛扁。你要拔除的，可能是某个散发着腥臊的变种。或者，你愿意把墙头地角床畔的牡丹清理一下，种点文竹、吊兰之类，这没任何问题，当今这社会，没你反对你、指责你。但你不能说，牡丹原本就是毒草。

　　知道你会问：五四就痛骂牡丹了，难道五四错了吗？五四没错，是你错了。今天肯定五四，关键是肯定五四的精神与文化态度，而不是倡导五四时期的那种抗争方式，更不会鼓励当今的学生也可以用罢课上街的方式来表达爱国之心强国之愿。封建思想跟不上时代潮流制约中国的发展了，当然要反省。但五四反的主要是当时落后的体制、僵化的思想，你见有哪个真正的大师学者把拳头直接砸在“孔丘”这个具体的脑壳上了？

　　事实上，孔子真的不是诸葛亮，可以留下三个锦囊，让后人们每隔千年就打开一个。再进一步说，即使孔子可以留下三个锦囊，也仅仅可以保证后辈子孙三千年不落后挨打。三千年后，养废了的不肖子孙仍然免不了要亡国灭种断子绝孙。一个继承着父辈许多良田的公子哥，一看见别人在城里花天酒地，便骂道：我那个傻爹，当年咋不进城呢！

　　懒得骂这种人是无赖。

　　四，是谁让“先思想”与儒家文化PK起来了？

　　“先进思想”必然要与儒家文化PK一番吗？学英语就一定要烧诗经吗？穿西服就一定要剪长衫吗？讲个性就一定要叛逆到骂爹娘吗？……没道理啊。

　　前面说过，任何一种先进的文化，都有过时的那一天。对于不适应时代进步与文明发展的文化，合理的成份继承下来，不合理的地方进行必要的改良，这无不可，只是，任何人都不要企图一刀斩断文化传承的历史渊源。

　　那么，刻意鼓躁这种冲突的人是谁呢？

　　并不是要谴责那些愤怒的文化人，对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感到痛心疾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是一种爱国的情怀。

　　只是，毕竟国际环境社会背景文化氛围不同了，前人反封建的方式和手段肯定不能再为今天的人们提供模仿的样板。一百年前，封建势力是铁桶般的坚硬壁垒，寻找光明的出口是要捣毁墙壁的；而现在，在几乎所有所谓“先进文化思潮”都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实在是用不着再用一种近乎抓狂的态度，非得刨出老祖宗的遗骨来验证其脸上是否有痣了。

　　因为早些时候是没有“文化侵略”和“和平演变”这样的概念的。

　　形式上的雷同，并不说明本质上的相似，就比如，赵丽蓉说巩汉林头上的“小辫子好好漂亮”时，我们肯定不会把此辫子与满清时的辫子联系起来。因为此辫子早已非彼辫子了。因此，即使如文革时对传统文化的激烈，也与现时下诋毁儒家文化的鼓躁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文化自新的冲动，而后者，是别有用心的图谋。

　　说到底，是有人故意为当今的中国人制造一种文化自卑感。——让你的传统文化缺钙，让你的现代文人软骨……文化匍匐在地后，看你民族的脊梁还能挺多久！

　　有人巴不得中国人把自己的祖宗骂个狗血喷头呢！——先借你自己的嘴把你的传统文化骂个一文不值，再把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揪出来痛扁一番，不如此不足以体现你与过去彻底一刀两断的决绝。还要让岳飞这些只知愚忠的人灰头土脸一把，让走极端的狼牙山壮士们淡出人们的视线。再让秦桧站起来，让李鸿章大人们忍辱负重几回……这样，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便完成了初步的“创新”了。

　　只是，中国的文人果真如此上路之后，不知谁会偷笑？

　　不让你产生文化自卑感是不行的！文化侵略与和平演变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无非彻夜打翻你的传统，打击你的自信，再推翻你原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再在各种“先进文化”的洗礼下，接受另外一套价值体系。真正爱国的文化人，可以痛心于中国的封建残余太重，从而阻滞着中国的发展，但千万不要脑壳一热，为了“创新”而挥刀自宫了。

　　没听说过钢铁笑话矿石丑，汽油挖苦原油黑。但的确见过这样的人：吃着精米白面笑神农笨，写着简体汉字骂仓颉傻。

　　你说，这算个啥？

一碗面

　　夜归，途中饥，已晚，不忍惊扰家人，遂于小区外要刀削面一碗。已无香菜，卤亦无肉唯汤。嘱老板娘：多加，口重。

　　面上，热，细挑咂之。见碗内豆状之肉三枚。

　　环顾店，为夫妻开。夫不知处，唯妇包水饺备明日用。

　　店面不大，餐桌只三张，已不辨本色。地上有油污，粘脚。有苍蝇绕头飞，妇不时抬手驱之。

　　及餐毕，取十元唤妇付银。妇回视，偶见有清涕下。足见秋凉，而做小生意之不易。幸未及唇，老板娘以手背揩之。接银，置于抽屉内，并于围裙袋内掏大把散银于案上，细数七元找偶，余重拢入围裙内。忽见一蟑螂疾行于案上，老板娘不动声色，以一指碾之，碎。

　　偶道谢，归。

华西村——多研究问题，少争论主义

　　不坏认为，华西村就是华西村，华西可以用自身的成功为其它地方提供经验，但华西不可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现成的模式。吴仁宝只是吴仁宝，吴仁宝的身上有成功者所必备的素质，但即使这种素质被总结得再精准，也不可能让基层干部们都成为吴仁宝。

　　华西村不可能被批量复制，这根本无须讨论，这是由太多因素决定的。但模式不可复制性，不说明普遍真理不存在。吴仁宝的精神、华西人的经验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可供所有地方的基层干部们学习。

　　在论坛上，关于华西的争论常常被上升到“路线”、“主义”的高度，这根本无益于问题的深入。路线和主义当然重要，在诺大一个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一种基本的认识问题的态度，中国不可能稳定和谐发展。然而，华西却不能为所有这一切提供答案。华西仅仅是个个别现象，是个点，不是普遍现象，不是面。研究华西，只是看点，而要决定路线、方针、政策，主张哪样的“主义”，要看面，而且要看全面。要综合太多的复杂因素，要参考太多理论、实践的结果才能决策。华西显然不堪承受如此之重。在面上，固然要研究“主义”，但在点上，应该多研究问题。主义决定方向与长远，而问题，则会让点与面得以协调。

　　不坏在华西回来后的唯一一个贴文中（不坏不敢枉称那是调研报告），就已经明确表示，华西是成功的，如果不坏的家乡也如华西那样富有，不坏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多喝醉几次。这话如果说直白一些就是：我不管它什么主义，能让我的父老乡亲过上富裕生活就是好主义。这么说当然只是一种感慨。因为尽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如果一个点上富有的结果是其它的点更贫穷，那更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从华西的成功经验中，提取一些普适的道理，以帮助其它地区尽快实现富裕，而不是要把华西僵化成一个仿造的模板。

　　学习先进，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客观、理性，就是科学的态度。不应该去否认华西的成功，也用不着去讨论华西值不值得推广。关键的关键是，学习华西的什么，推广华西的什么，怎么去学习、去推广。如果一位地方领导去华西只看到了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与题字，那你就不要去了。那只会增加你心理的不平衡。

　　一窝蜂与一刀切式的官僚作风，已经让中国吃了太多的苦头。不顾实际情况，不研究具体问题，唯文件是从，唯领导是从，一直是中国政治环境中的重度污染区。要不坏说，如果某些领导或网友有机会到华西去，首先要学习的，是吴仁宝带领下的华西村，是怎样实是求事、根据自身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的。

　　如果您坚持要从“主义”的高度来克隆、复制华西，或者主张消灭华西，那么，不坏认为您错了。华西虽然可以为“主义”提供现实的具体参照，但可能全面注释、说明任何“主义”的正与误。因为华西即使再典型，也仅仅是中国数十万个村庄中的一个——是中国在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中比较“幸运”的一个。而中国的数十万个村庄里，没有任何一个村子与另一个村子的具体情况完全相同。

调研专题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101972/index.html

访谈专题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54155/57487/6258533.html

调研报告　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3437471&bid=2

平心而论华西村

　　9月6日至9日，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调研组对华西村进行了为期4天的调研。主题为新农村建设。时间有限，不可能太深入，但感触不少，简单记一下。

　　下面是不坏本人的几个调研主题：

　　一、华西村是否可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楷模？
　　二、新农村建设，其它地方向华西学什么？
　　三、建设和谐社会，华西的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弥足珍贵。
　　四、华西有问题吗？

　　前三个是基于客观看待华西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些思考，最后一个是试图从鸡蛋里挑骨头，因为素闻华西人有闻过则喜的好传统。此外还有一些观感与印象，稍后再陆续整理。

　　在赴华西前，看了一些华西的报道，包括主流媒体如报纸、电视的，也包括非主流媒体的，如网络论坛等。有褒有贬，有肯定有质疑。对此，因不坏有几年媒体从业的经历，所以所持的基本态度是：带着一双冷眼去，不为求证什么而预设任何观点，甚至偏见。所以，以下观点不管对错，都是不坏经个人观察后所得出的结论。

　　平心而论，没去华西以前，多多少少总感觉华西是政策的宠儿，是中国当前政体环境中的特例。但看下来后，感觉这念头不完全对。华西固然出名较早，但华西今天的成绩，严格说不是政策扶持起来的结果，相反，倒是与某些领导“周旋”的结果；也尽管华西今天也正在用自己的名声获益，大到国家元首，小到村干部、普通农民都源源不断地为华西带来各种效益，但这声名并不虚妄，并非炒作的结果。

　　如果说句到家的话，假如不坏的家乡也能象华西那样，不坏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多喝醉几回。

一、华西村是否可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楷模？

　　华西调研的第二天，老书记吴仁宝与我们见面。在访谈现场，不坏第一个向吴老提问：华西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套发展的经验，请问老书记，您觉得华西村的经验能不能借鉴？其他地方要学习华西村要从哪些地方、哪些角度来着手？

　　对这个问题，吴老答复如下：（原文引自人民网报道）

　　我个人的看法，华西的东西人家能否借鉴、有没有好的特殊经验？实际都没有。要说学习华西，就是两个字——落实，所谓落实，就是：凡是中央讲的，根据我们实际去落实。这就是华西的经验。

　　实际我们所做的事，都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办，那么中共的精神实际上来说，它是考虑到全国性的。比如举两个例子，分田到户当时来讲，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那我们华西当时就是“统”，不分，这个就是听中央的；再比如改革开放，后来的转制，我们也听中央的，因为中央是两个毫不动摇，一个是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一个是坚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毫不动摇，那我们坚持发展了公有制经济。为什么会坚持的呢？因为我的理解，中央为什么这么提，他讲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因为中央怕不巩固了，所以要巩固，还要发展。那么还有些人呢，听了一面，他认为转制就是创新。我认为转制不是创新，我们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以来都搞私有，不存在新，这个不叫新，这是我的看法。公的还是新的，但是这个新的也很有难度。为什么说有难度？它弄的不好要吃大锅饭。

　　那么我们从中央大的方向来看，实际我认为非常好的，不是原来的一刀切，你以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想怎么干，干什么。要说学华西的经验，就是以中央讲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落实。而且中央精神我们了解得早，因为没有开会之前，中央老早信号就出来了，我就看你们的新闻（指《人民日报》——不坏注），新闻里就有了，这样我们就先走一步，你不能等，不要等中央开会，再到省里开会，再等市里开会，再等县里开会，一等就过时了。别人还没有做我就已经做了，但我并不是创新，我主要是听中央的。我看，这个经验大家都好学的。

　　还有就是思想要解放，思想不解放也不行的。解放思想一定要实事求是，那么什么叫实事求是，实际就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和老百姓的要求，此外还要有社会效益，这三者结合起来，这样做，就是华西的经验。——当然了，可能其它地方比我们的经验还要多，但是这些少数地方不太坚持，我们是一直坚持到现在。总结下来，华西的经验讲讲是两个字：落实。其实也可以说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以上文字不坏有改动。另，9月7日强国社区发回的报道由于技术原因有出入）

　　不坏感觉吴老的这个回答还是很精辟的。地方领导，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要能够领会中央的精神，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针。还要具备一定的领导能力，但领导能力不等于耍政治手腕，而是要熟知本地经济、资源、文化状况，深入调研民意民情，在统观全局的基础上做出正确决策。看准了就干，正确的就坚持，不看领导脸色，不等上级指示，变被动执行为主动出击。这不是华西的特殊经验，而是取得成功的普遍经验。这个经验各地、各级地方领导都可以学。

　　不过另一方面，一个地方产生一位“能人领导”固然是一件幸事，经济基础有了，新农村就好建设。但中国有数十万村庄，不可能村村都出现个“吴仁宝”，没有“吴仁宝”的地方怎么办？政策应该由谁来解读？没有或者缺少条件的地方要不要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不要走发展集体经济、以工富农的道路？新农村建设的五条标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要面面俱到，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能实现哪些就实现哪些？新农村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定位？……中国各地方的情是千差万别的，所谓模式，在有些时候却是害人的。学习借鉴华西，主要是思想认识方面。在模式上，华西村只给外界树立了一个高不可攀的样板，没有为其它地方提供可以照搬的技术操作。而且华西的富裕之路，也是走了三十多年一路风雨过来的。

　　以上这些问题，由于情况复杂，本人水平有限，无法得出自己的结论，留给相关人士思考。

　　另一个问题是，华西经济发展的三十多年，多数时候走的是一种能人经济的模式。对华西来说，华西成就里面肯定有吴老的贡献，而且，说居功至伟也不过分。但后吴仁宝时代华西怎么办？华西如何保持这种荣耀与辉煌？

　　在一项并非无限大的成就里，个人因素所占的比例越大，其它因素所占的比例也就越小。怎样评价吴老的贡献，是事关华西今后将采取哪种决策方式来保持和发展的关键。尽管不坏在考察中了解到，现在的大华西正在逐步建立健全一套民主的决策体系，但由于时间关系，无法进行深入了解。所以只能在些提个醒：以前的模式不管好坏，家族模式也好，强人模式也罢，毕竟发展了，发展了就是硬模式。但以后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还是应该尽快建立起一套能够凝聚集体智慧的科学模式。

　　而这个问题——是走“能人管理”的模式还是探索一条既能发挥集体智慧，又符合中国农村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的道路，似乎也正是中国大部分地方（包括农村和城市）都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情。

二、新农村建设，其它地方向华西学什么？

　　新农村建设，一个关键词是“和谐”。这不是主旋律中那个社会协调发展的和谐，而是一个田园诗话意义上的和谐。或者叫桃花源式的和谐。新农村建设，不可能让中国短期内出现很多华西村，更不可能让中国的农村都成为华西村。到任何时候，中国都会有经济、资源、文化方面的差异。村与村不同，县与县不同；南北方不同，东西部不同。而和谐的标准却大同小异：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富裕地区易和谐，但欠发达地区也未必不和谐。因此，和谐在一定程度上无关贫富，而和谐居于重要位置。

　　也就是说，富裕的华西可以和谐，贫穷的地方同样也可以实现和谐。在这里，我们暂时不考虑华西的经济基础，仅通过老书记吴仁宝的几段话中，看看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一）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老吴书记在不同的场合讲过这样几段话。“共产党讲真理，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核心就是讲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理论上容易懂，但最不容易落实，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动机与效果往往结合不起来。我的体会是，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怎样做到实事求是呢？你不要总想到去争当先进，如果你老想当先进，你一定会去跟风，人家干什么就跟着干什么……我们就是不跟风，坚持立足于华西的具体实际做决定、办事情。那些跟风的就比我们辛苦。总之，办一切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地跟来跟去。”

　　不坏认为这些话非常精彩，是可以上升到再认识的理论高度的。

　　（二）共同富不是一样富。关于富裕问题，吴仁宝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共同富不是一样富，如果要求一样富，实际就是平均主义”。

　　很多人关心华西是不是存在贫富分化问题，这也是不坏去华西前关心的问题。看下来后，感觉可以这样理解：华西只存在财富差距，不存在贫富差距。当然，这是在暂时不考虑华西的外来打工族的情况下的结论。因为如果考虑这个成分的话，情况就相当复杂了，这是一个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仅就华西人来说，收入少的一百万，收入最多的一两千万，所以，没有暴发户，也没有贫困户。

不坏由此想到的是，所谓贫富差距，其实可以有两条衡量标准，一是绝对差，二是基本生存保障线。绝对差只是客观显示了最贫穷的人与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差距，而基本生存保障线则决定了整个社会中有多少人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决定一个社会是否稳定的关键因素是这条线，它把多少人划到线上，又有多少人被牢牢压在线下。以及普通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达到线上的水平。这是一句题外话。

　　吴仁宝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这可以看作是吴仁宝的境界高度，在此就不予多评了。

　　（三）关于村干部的标准。吴仁宝对村干部工作有自己的理解，他对当好村干部提出这样的要求。简摘如下：

　　（1）……村干部要当48年……这要求干部要有长期行为，三天两头换干部不行。哪里村干部换得最多，哪里的贫困户也会最多。
　　（2）华西的干部有三正、三平、三守、三不倒。三正：办事认真，处事公正，经营廉政；三平：政策水平、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三守：守法、守约、守信誉；三不倒：难不倒、夸不倒、吓不倒。
　　（3）我们搞“一村两制”，搞集体经济，也搞个体经济，但我们不搞“一家两制”，比如，男人当厂长，老婆开饭店。
　　（4）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5）吴仁宝三不：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
　　（6）人活着为了什么？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7）农民最好管，只要我们所做的工作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让他们富起来了，他们就会非常听话，会很好管理。
　　（8）啥叫权？廉洁才有权；啥叫威？懂行内行才有威。

　　关于农村基层干部，以上这些远不是吴仁宝全部的理解，类似的言论，他还有很多。但不坏以为，如果中国大部分农村干部都能达到这样的要求，中国的事情也话就好办得多了。

　　（四）吴仁宝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三”字经。在新农村建设问题上，有些地方热衷于造新房子，有些地方把功夫下在招商引资上……其实，任何试图在一点上寻找突破的做法都是欠妥的，难免顾此失彼、虎头蛇尾，甚至招来民怨。这方面吴仁宝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什么做新农村？我们叫三化，三园，就是美化、净化、绿化；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仔细一看，农民生活在乐园。
　　（2）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有条件不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是真道理。
　　（3）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要实现物质精神“双富有”，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具体的三条标准是：物质生活不断富足，人的素质不断提高，民主法制不断加强。
　　（4）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农村城市化。农业转向高产优质高效，工业转向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三产转向旅游业和新兴产业。

　　在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衡量标准，但是，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基础条件、风俗、传统、和谐观也不一样，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和谐度。我前面说过，华西已经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了，这是其它地方不能比的。但是，即使我们暂时忽略华西的经济实力，同样可以通过吴老上面这些言论，得到不少很有价值的启示。

三、建设和谐社会，华西的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弥足珍贵

　　在前一个问题中，不坏提出，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物质基础固然好，但缺少物质基础同样可以创建和谐氛围。我们不否认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但也应该看到，这其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可以暂时忽略华西雄厚的经济基础，看看华西村在这方面有哪些举措，能现在借鉴的现在借鉴，缺少条件的创造条件或等将来有条件以后再借鉴。

　　华西村在七十年代末就成立了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公司”。这个公司是个花钱的公司，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它却可以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并通过其它形式把经济效益体现在方方面面。

　　一个地方，要重视文化氛围的营造。华西村有自己的大剧场，而且这样的大礼堂不止一个，不仅华西中心村有条件设施一流的礼堂，不坏在北华西也看到一个简易的大礼堂。这些设施不仅可以安排开会、议事、选举等活动，更可以举办演出、娱乐活动。华西村有自己的文艺表演队伍，不坏和其他调研组成员都看过他们的锡剧表演。而且，这个艺术团的水平不低，用吴老的话说，晋过京，并在大会堂和政协礼堂举办过演出。这些，可以保证华西人除了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外，还可以以自己喜闻乐见的形式满足精神的需求。

　　华西有自己的村歌，歌词就是吴仁宝亲自写的。这首歌每天都在村子里的有线广播中播放。这在中国可能是绝无仅有。华西的“大街小巷”中到处都有村里的有线广播，广播的内容，不仅有村歌，还有其它文艺节目，另外还有对参观团、外地游客的致词、华西村的介绍等等，这些，不仅增加了村里的文化氛围，更使村子充满祥和的氛围，同时还可以向外地游客传达一种友好。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这套广播系统，相信村里的很多重要决定、重要决策都可以及时传达到每一个村民耳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手段。至于这种形式网上非议颇多的负面影响，不坏在后面再讲。

　　华西非常重视优良传统的挖掘，这非常有利于村风的养成。华西中心村的幸福园就是一个文化园，里面不仅有几个天下第一（天下第一钟、鼓、喷泉、神牛等），而且有新中国五大书记的巨型雕像，同时更有从伏曦、女娲、老子、孔子、圣母、耶酥、佛祖、观音、弥乐佛、商鞅、岳飞、董存瑞等等历史宗教文化名人、英雄人物的塑像及介绍，这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的同时，又普及了历史文化知识。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个矗立着塔群、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知识的园林，是在华西早期三十多个村办小企业的旧址上修建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是不孝。在多数人看来，对不孝之子外人除了劝诫似乎无计可施。老书记吴仁宝奖孝的举措就不多说了，他治不孝也有一套。在华西参观的过程中，陪同参观的接待人员曾讲过一个故事，吴仁宝当年惩治不孝之子的办法是停来水。停了水后，家里的用水就只能由家里的男人出去挑水。左邻右舍看到哪家男人挑水，便知道他一定是不孝了，于是道德舆论会迫使其改正。这就是吴仁宝用土办法来维护人们对传统道德的尊重。

　　在追求和谐目标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产生不和谐音符，一个这样的音符会影响整个乐章。对这样的情况，华西村怎么做的？

　　华西的居民户分为五种：红旗户、文明户、守法户、勤劳户和不想户。其中，不想户是落后的代表和典型。华西五村有一个叫杨永平的不想户，18岁时因为打架坐过2年牢，一直游手好闲，不是赌博就是打架斗殴，连他亲哥哥办的企业都不要他。2004年，吴仁宝办了一个培训班，把周边村的类似人员集中起来学知识、学技能。杨永平开始是抵触的，但吴仁宝抽空就来给他们上课，并先后5次找他谈心，慢慢转化了杨永平。现在的杨永平，成了华西村村民，年收入20多万元，并从华西旅行社的业务员，做到了副总经理。

　　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是一组华美的乐章，除了要消除不和谐音符外，还要从整体上把握整个乐章的完美。华西村在这方面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如华西对教育的重视——容纳6000人的华西学校已经初具规模；如华西对思想的包容——华西有颇具规模的天主教堂；如华西对周边加盟村的尊重——大华西的形成过程中，华西十村是预留的。当年蔡化村因为有顾虑，所以没有加入大华西，吴仁宝尊重了蔡化村的意见，但为蔡化村预留了华西十村的名字。直到两年后的2006年9月3号，蔡化村才加入大华西。而此前加入大华西的陆西村，已经是大华西的华西十三村了。

　　华西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的确值得很多其它地方借鉴。而华西人通过这种努力，提高了华西人的素质，培养了华西人的集体主义观念。不坏曾在一家小药店买润喉片时同一位外地来的老太太聊天，当问到她华西有哪里不好的时候，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坏说，不可能一点不好都没有的，我们就是要找找华西哪儿还不那么好。老太太“警告”不坏说，你可不要乱说哦。

　　同样的问题不坏也曾向在金塔下值勤的保安提过。那位来自安徽的保安想了半天，仅仅说，希望多点休息和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

四、华西有问题吗？

　　有朋友问不坏，如果华西人没有半点生存压力，时间久了会不会不思进取了，推动发展动力？这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坏回答不了。不过不坏认为，尽管古人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但生活条件优越并不是造成不思进取的罪魁祸首。人的进取精神，一方面来自社会的促动，另一方面，也与自己的价值追求有关，有人不管有没有压力，都没有追求。华西人没有了生存的压力，还可以“自我施压”：自己为自己提出更高的理想追求。只是，这也如同其它方式的精神文明建设一样，需要引导。

　　另一个在网上被非议颇多的是，华西村的宣教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华西的宣教工作是成功，政治思想工作也颇有效果，这为华西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地搞经济建设奠定了群众基础。然而，思想高度统一的结果，却有可能导致思想的僵化，有可能使整个群体丧失创新的动力和更新的活力。不坏在华西的单独调研中，发现华西中心村的工人农民，甚至老人、孩子对我们这些外来人的口吻和态度几乎是高度一致的，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也几乎大致相同。试想，在一个思想观点高度统一的模式中，在一种没有“愁苦、悲愤、压抑”的条件下，还可以产生“叛逆诗人”、“思想哲人”、“个性学者”、“特立独行的科学家”、甚至“有缺点的英雄”吗？而我们的社会，如果只有富人而少了“怪人”，该是何等的寂寞。华西村在今天只是中国的特例，但将来，中国的会有越来越多的村子能到华西的物质水平。因此，怎样在保持“价值观一致、追求目标相同”的基础上保持“思想的繁荣”，恐怕值得所有人认真对待。只是，华西人要首先思索这个问题。

　　华西的经济实力主要来自于集体企业。不坏注意到，“华西的村办集体企业，在2000年创造了50亿元的工业销售额，2002年工业销售额为60亿元，之后以年递增20亿元的速度增长，2004年以后出现了连续两年100亿元的年递增速度。”“2006年，村办企业销售收入达到400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内参）。不坏补充求证过这种增长速度是怎样实现的，是生产能力的增加？是新开工项目的带动？还是通过兼并其它村工业企业？不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华西村方面的回答。不坏在此想提醒的是，这种高增长率是不是健康的？如果排除兼并其它村的工业企业这种可能的话，那么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在资源、能源、原材料等诸多方面，可以支持几个华西村以这样的速度来发展呢？



　　华西村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华西人无疑是幸运的，尽管这其中也还有许多的现象值得思考。就如塞拉利昂总统办公厅主任曼萨雷先生参观华西后的那句风趣感言一样：“如果塞拉利昂就在华西附近，我们也愿意加入‘大华西’。”

　　三四天的调研严格说是走马观花，但不坏会继续关注这一现象。利的一面，弊的一面；有什么经验可以汲取，有多少坑洼需要躲开；有哪些推广的意义和价值等等。

（注：本次调研活动，不坏将黎莘、清泉清心、宋公明、野猪、漫游世界、克格宁、曾点、王领华、沧州江月等网友的嘱托打印了下来，随身带到了华西村，尤其是野猪网友告诫：要是出不了成果，就请村民多打豆腐，人手一块，纷纷撞死算了。因此，不坏不敢怠慢，试图在调研期间对这些网友关心的问题一并寻找答案，但由于能力水平有限，或许不能一一满足所有网友的期待，还敬请各位网友见谅！）

重铸道德理想基石，实现民族复兴大业

　　现实社会中，一个国家追求的是国泰民安，每个家庭和个人追求的是安居乐业。要实现这个目标，道德不能缺失。缺失了道德，便穷有穷愁，富有富忧，穷人无赖，富人不仁。

　　在实现国家安宁、百姓富足的过程中，道德有多重要？它在其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呢？不坏试图通过本文泛泛地谈一谈。

　　一个国家用来维护基本秩序的主要手段有三种，一是道德，二是法律。宗教也表现为这两种手段，大部分宗教规劝属于道德范畴，而有些宗教意志则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体现。第三种手段是暴力，如独裁专治加暴力统治。第三种在此不论。

　　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时期的一个民族，整体即富又强，但人们的道德水平却很低下？没有！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家，道德缺失却能靠繁复的法律而保持经济发达？也没有！

　　这里说的道德水平，是指公众的整体道德修养，与一种文明中核心价值观的高下关系不大。比如说，美国普通公众的道德水平就不低，但国家政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却不高。这也是一个普通美国人看起来比较可爱，但细考究美国的国家政策却相当卑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详细谈。

　　道德水平与物质基础有没有关系呢？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最简单的说法是，一个人有没有良心，不取决于他有没有钱。如果往远了说，我们可以试着在现实社会中搜索一下陶渊明的桃花源与莫尔的乌托邦。往近了说，上个世纪初期，人们的物质生活较人类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大大丰富了，但整个上个世纪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持续不断的冷战、局部战争，这些都让人性在贪婪和欲望面前赤裸裸地丑陋起来，道德水平严重下滑。历史上，物质最发达的阶段与道德水平最高的阶段并不总是那么令人信服地吻合。

　　当今世界，也缺少经济状况支持道德水平的有力证据。富裕国家的道德水平整体是高一些，但最富的国家未必道德水平最高，而相对贫穷的国家，道德水平也未必就低。我国幅员辽阔，国内的现象也很说明问题，某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道德水平未必比经济落后地区的道德水平高；而弱势的穷人，也不比有钱的富人更没良心。

　　综上，不坏提出的观点是，尽管物质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包括对道德水平的影响，但道德水平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基础。道德水平决定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决定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即使经济不那么发达，法律不那么完善，也可以实现国泰民安的和谐目标。相反，如果一旦忽视了道德建设，使公众的道德水平出现严重的滑坡，则不管经济水平如何，法律如何完善，采取何种严刑峻法，社会都出现难以挽回的乱象。这对实现和谐目标，实现民族复兴将形成巨大威胁。

　　可以说，道德理想，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石。

　　一，精神与物质

　　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究竟追求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我们不妨先从极遥远的地方抻一个话头出来。

　　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物质，从几十亿年以前就都存在着了。但那时没有“人”，后来，经过了数以亿万次的基本物质（脱氧核糖核酸、氨基酸、蛋白质、水、钙等）的偶然组合，以及数以亿万次的偶然的自然淘汰、选择后，人类才在这个星球上逐渐卓而不群起来。人类凭借智慧，慢慢成了地球上的老大。

　　在天地之间（宇宙中），人类的产生极具偶然性，戏剧性。这像极了天与地的做爱。

　　在亿万年的漫长“黑夜”里，在天与地无数次地寻欢作乐的过程中，有那么一次很随性的偶然交媾。这次交媾，被释放出了亿万个精子，释放在地球这个逐渐成熟起来的子宫中。所有的精虫都卖力地向前游走，它们都希望自己最终可以功德圆满。如以往的每一次一样，这一次释放的绝大部分精子也都失败了、死掉了，唯一的不同是，这一次有些精子成功了，其中最幸运的一枚，发育成了人类，其余的则发育成其它的生物物种。

　　人类生来有一颗硕大的脑袋（就占身体的比例而言），这是有别于其它生物的显著特征。这颗大头为人类提供了智慧源泉，让人类产生了思想、感情，学会使用、制造工具，为种群建立起规范、秩序，掌握了可以传承的文明、技术……但是，脑袋的自私之处在于，它不会产生反自己的念头。比如，工具由手制造，行走由腿完成，身体所需的营养由躯干包裹的脏器供给……脑袋本身做不来任何事情。它只能产生思想，进行思考。如果我们把头与身体的其它部分做个比较的话，在人类的所有的有形活动中，头是最没用的，它甚至连的功能都不具备——呕吐不算，那是胃在活动。

　　那么，人无头可否？有头的人会说，不行！而无头的人却说，怎么不行？有手有脚就什么都能做，就能创造物质财富，尽管物质财富不是万能的，但没物质财富却万万不能！思想顶什么用？思想多少钱一斤？——当然，这话是用肚脐说的，因为无头的话就没嘴。

　　不难看出，人是由头来决定手和脚的行为目的的，思想决定了人的属性，而物质起保障作用，或说是基础。因此，就人类而言，精神第一，物质第二。

　　二，道德与法律

　　当世界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一个人身处深山或孤岛的时候，是不需要道德也不需要法律的。但如果有了两个人，就需要遵守一些人类的规矩了。如不能无故伤害对方，不能强行占有属于对方的物品（如食物）等。如果是异性，还要遵守更多的规矩。不过，因为没有第三人做裁判，所以，这时候的规矩都是自觉遵守的。这种不带强制力的约束，就是道德。由道德产生的约束力，与其它动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本能不同，本能不带有文明的属性。人是群居的物种，群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秩序问题。所以人类最先产生的文明，就是超越了本能的、基于道德的秩序。

　　最基本的道德就是道德底线。人多了，情况就复杂起来，在底线以上要规范的东西也相应地多起来。人们按照共同认可的原则与标准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个原则和标准就是道德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和人们普遍认可、接受、遵循的程度，被称为道德水平。

　　当人类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产生了不同的道德标准时，我们把这种差异称为文明的多样性，或者文化多样性。如，东方与西方不同，穆斯林与基督教不同。不过同时，还有一些情况下，道德标准不能普遍适用在社会各个层面，比如以前的皇族和某些特权阶层，现在国家与国家交往中的外交豁免权等，这些都不适合用道德进行评判。再比如军队有自己的纪律、司法人员穿上“官衣”便可以六亲不认而不受谴责等等。包拯还因此名垂青史了。因此，司法人员也不适用道德评判。此外，在某些显规则以外，人类社会还产生了一些潜规则，比如梁山好汉们的规则，丐帮的帮规，甚至地下组织的章程、规制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组织是特定人群的一种组织方式，它虽然秘而不宣，但不失为道德和法律的补充，包括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但涉黑的流氓团伙不够这个档次，不算在内。

　　尽管道德并不能完全覆盖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但道德仍然是维护人类秩序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和手段，它的作用无法通过其它途径取代。包括法律。

　　强调健全法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再健全的法律都无法替代道德的作用。道德是一个建筑的蓝图与地基，而法律，则是这个建筑物中的钢筋。

　　从涵盖的范围来说，道德是个大圆，法律是大圆中的小圆。一个人在严格遵守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就几乎不可能触及法律的禁忌；但一个人却可以在频频道德出轨的情况下却不触犯法律。木子美、芙蓉姐姐用道德的标准衡量肯定是出轨了，而且，传统的东方道德不容，现代的西方道德也不提倡，但她们的行为却是法律无奈的。

　　道德的缺失使大量丑陋现象的出现成为必然。人们在一种盲目的奔突中迷失方向，在茫然中失去精神追求，继而在失去自我约束时放纵欲望，回复动物的本能性，追求低级趣味与感官刺激，致使很多本应被人类进化掉的劣性重新复活，很多本应被道德之塔镇住的丑行假借人性张扬之名泛滥，沉滓泛起，借尸还魂。

　　法律只是在相对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通过强制力来保证人类行为规范的一种途径。道德是法律产生的根基，而法律是道德的附带暴力的保证。法律从本质上来说，是为道德保驾护航的，是为维护一定范围内人们共同遵循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精神目标甚至意识形态作保证的。法律是人类通过物质手段为精神活动服务的。

　　那么道德与法律比较一下：在一个道德水平普遍很高的社会，人们的精神必是愉悦的，每个道德高尚的人都是受人尊敬的人，社会突显的是积极、健康、阳光的一面，人们相互尊重，并从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感、满足感和幸福感；而在一个缺失了道德而片面追求法制的社会中，即使法律法规无比健全、可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每每使用法律这把利器时却多少都带有一些无奈的——无论是动用刑法还是民法，也无论是需要公诉还是自诉。当人们不得不经常性地用法很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时，这个社会是缺少“人情味”的，人们无法不麻木、冷漠，人和人之间不得不相互防范甚至敌视。人们无法不强烈怀疑曾经那些受人尊敬的道德高尚的人和事，不管他们是古人还是今人，先贤还是英烈。强烈的反叛思想扭曲着人们的心灵，突显出人性冷酷的一面，令人消极、沮丧、失去信心无所适从。

　　三，东西方文明差异

　　首先说，狭义的“文明”多指向个人，像我们很多城市就提出“做个文明××人”，似乎遵守秩序文质彬彬加“绅士风度”就是文明。其实这是不对的。就像某些貌似文明实则龌龊的日本人（如小泉纯一郎）不能称为文明一样。即使是狭义的指向个人的文明，它也包括了诸多方面的个人修养，如学识、智慧、品行、气质等等，而这些又都必须建立在道德和大义的基础上。否则，汪精卫也可以称为文明君子了。所以，没有道德、大义做依托的所谓文明，实则与文明相去甚远。——这也是时下某些懵懂少年喜欢三流歌星或流氓大哥的原因。乱花迷人眼，人家的举手投足都透着潇洒耶！全不看这些人一肚子酒糟。

　　而广义的文明，例如我们常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这个文明包括的范围就更广了，它至少包括：道德、习俗、礼法、宗教、科学成就、生产技术、法律、哲学、艺术……等等诸多领域。

　　东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东方追求德治，而西方追求法治。

　　西方社会由于在早期就没有形成具有相当凝聚力的像样的道德体系，所以纷争不断，派别林立（包括宗教）——整个中西欧的版图充其量相当于中国的中东部，却产生了数十个国家。从北京到广州这段距离，如果放在欧洲，你可以从波罗地海跨越欧洲到地中海。

　　为了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欧洲的大小国家都不得不寻求附带强制力的法律，久而久之也便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包括宗教中的强制力）。

　　对法律的依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由于法律特有的严谨特性，就使西方人逐渐表现出较为理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这一点在继承了欧洲传统的现代美国人身上得到了放大，“我要叫我的律师”、“你有权保持沉默”、“警察，我需要帮助”……“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等等。

　　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比对，我们不难发现：发源于黄河长江的东方文明，由于早早建立起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伦理道德体系，所以可以长期保持秩序的相对稳定，实现一定意义上的长治久安——虽然也是合久、分分久合，但大一统是主调。这样，中国就可以进行比西方更有效率的发展。事实上，中国也的确不光有四大发明，在科学成就、生产技术、思想成果、哲学、艺术等太多的领域，中国都长期遥遥领先于西方。

　　在工业革命之前，农业一直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我们的祖先就是凭借着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创造了古代的辉煌。现在我们经常把农业文明当作落后的文明，事实上所谓落后只是在工业革命出现以后才能进行的比较。虽然现在小农经济更是为人们所不齿，但要知道，在当时没有工业支持的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模式，最大程度地满足了社会分工的需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人们的自给自足需求，所以它在当时就是一种最实用、最科学、最合理的经济模式。正因为如此，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建立起以“长幼尊卑”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本来，西方缺少农业文明的积累和家庭伦理的沉淀，因此，他们在寻求用法律规范社会秩序时，往往直接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本不是西方人的高明，而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缺少在“先进的农业文明”中构建道德体系这一课，这是没办法的事——不信你去问问大部分西方人，渴望不渴望“严父慈母”“手足情深”“夫妻百年”？肯定渴望，只是传统全然，渴望却得不到。这恐怕是整个人类社会、所有种族民族的人都向往的目标。人是感情动物，而由家庭承载的亲情，对普通人来说最贴近最实际。

　　这是不难理解的。但难以理解是，当今的国人，在为了适应时代发展而进行的道德变革中，把凡属于传统的东西一律斥为愚昧，把凡不符合西方模式的东西统统抛弃，也不管它是精华还是糟粕。好像“君君臣臣”没有了，“父父子子”也应该消灭一样，好像只有今天的中国人才活出意义和价值来一样，好像只要是西方的，哪怕是痔疮也烂若桃花一样。——别说我刻薄，难道现在不正有某些人在刻意淡化亲情友情，刻意追求西方式的人际关系吗？即使父子、夫妻也动不动要订协议签合同，即使家人聚餐也要AA制，还以为这就是“民主”和时尚……这简直就是有病！——当然，工作餐、公务餐不在此列，如干部下乡什么的，自己掏钱值得提倡。

　　道德沉积，对于任何一种文明而言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德治天下”，对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来是一种境界极高的治理方式——成本最低，效果最佳、效率最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道德标准也需要与时俱进。只是，与时俱进不是一味破坏传统，一味瓦解传统，要积极地、建设性与创造性地与时供进。比如，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了，财富聚积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那么，富人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富人的义务有哪些？富人的行为准则怎样界定？怎样重新构建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媒体不引导公众对此进行有益的探讨，却只一味报道贫富冲突，这是不是一种对社会矛盾的放大？是不是对不良情绪的进一步怂恿和挑动？——当然，这里说的富人是靠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不法富人不存在道德规范问题，而是法律问责问题。

　　因此，在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可以学习借鉴西方的法制，但一定要认清西方法制化的本源与本质。而对于传统，要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进行修补与重建，要掌握破中有立的分寸与火候，抱残守缺不行，但只破不立也不行，那样的话无异于挖肉补疮。

　　四，道德传统之痛

　　在为道德传统感到自豪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对传统道德中有害的一面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太根深蒂固了，这个道德体系的作用力太强大了，正因为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无比强大的道德体系，形成一个后人难以突破的局面。个人或小范围的突破和破坏，无不以失败告终。个人如刚刚被北京的专家从教材中拿掉的《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唐婉与陆游，梁山好汉们等等。小范围的则包括打出政治主张的义军、“叛军”，历史上的那些变法、革新等等。久而久之，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后，趋利避害的本能使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逐渐固化，创新意识逐渐淡化，整个民族发展的进程受到阻滞。再加上近代的外辱，更使中华民族看起来失了生机，并埋下心结。成为一个充满悲愤、幽怨，甚至试图自残的民族。这种情结在1840年后表现得相当明显，在诸如梁启超、陈天华、鲁迅们的身上都能找到明显的痕迹。这种情形直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出现以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进行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变革，使得整个民族的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政治策略及其文化得失在此不论。

　　长期被一个强大的道德体系维系着，或者说是束缚着，直接产生两大后果：感性与盲从。

　　道德肯定不像法律那样严谨，因而它的诠释与理解便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道德标准也的确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修补与解释，再加上种族、地域、习俗等等的差异，也使道德的标准在人们的主观愿望中不仅出现多种版本，而且在不断地进行演变。在一些人眼中的英雄，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可能是奴才，如吕布，究竟是盖世英雄还是三姓家奴；在一些人眼中的红颜，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可能是祸水……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甚至在同一个利益体中，由于阅历、学识、身处的地位等不同，都可以对道德做出不同的阐释。毛遂自荐，在领导者眼中，毛遂是个人才，在毛遂的同事眼中，可能毛遂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公司的老总重用自己的亲戚，此说他搞封建家族制，彼说他举贤不避亲……对事物做出客观评价原本也的确是不容易的。久而久之，人们认识事物偏于主观，形成感性偏多、理性偏少的思维习惯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简单说说盲从。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道德的维系主要靠舆论，而舆论在很多时候是以一种“人云亦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云亦云也分两种，一种是经过了自己的思考，另一种是没经过自己的思考。经过每个人认真思考的舆论，那叫意见统一。不经思考而形成舆论，那就是起哄、盲从。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却差不多。“坐公共汽车时，大家都挤，我不挤上得去吗”、“我看见红灯了，但别人都过了，我也跟着过了”、“都送礼了，我不送办得成事吗”、“人家都腐败了，世人皆醉我独醒就会吃不开”……等等。

　　盲从的确不是好传统，但客观说，要想使所有人都客观理性，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长期的努力，有待于民族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高。而在当前的阶段，在宣传、教育、文化普及等还存在大量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的现阶段，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对这种不可避免的盲从现象进行正确的引导。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说，道德的维系在很多时候也是需要一些盲从的。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划一，不能在任何事上都能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个“明白人”出来表表态，大家往往愿意随声附和一下。所以人会被“舌头根子压死”或者“唾沫星子淹死”。否则，假如任何一件貌似有争议的事都会带来一场辩论的话，那么道德的约束力就会消失。因为当事者总能找到自己的支持方，从而获得心理平衡，即使做的事情再无德，他也会从忐忑不安，恢复心安理得。

　　只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就是道德评判的标准与媒体舆论的导向。谁能左右舆论的导向呢？两种因素是人所共知的，一是名人，二是媒体。名人是道德标准的尺度，媒体是舆论传播的工具。当然，我们现在指的名人，并不是那些明星，而是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那些堪称楷模的人。

　　现在我们经常说，名人要自律。名人要把自己的道德操守展示给公众，接受公众的审视与评判，这不是名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责任。

　　而且，光有名人的楷模还不行，还要有媒体的正确引导。媒体在涉及学术时允许争论，甚至争到脸红脖子粗，但在涉及公众道德观时一定要立场稳定，要明确倡导什么、谴责什么。尤其是大众传媒，更要做到该扬的扬，该抑的抑。比如，就是要提倡全社会都“学习雷锋好榜样”，不能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拆国人的精神殿堂。如果有人非要恶搞雷锋，恶搞岳飞，恶搞孔子，我们就用舌头根子压死他。再比如，对“包二奶”、“一夜情”，媒体就要有勇气揭露、谴责，而不能一边流着仁义道德的口水，一边下作地趴在地上收集女人的裙底风光。如果有人说这是个性解放、人性张扬，那大家就唾沫星子淹死他——哪怕是随声附和人云亦去呢！这个时候，即使是盲从，也是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媒体尤其不能做的是自毁长城的勾当，或公开或暗示公众骂祖宗，骂传统，骂民族，替八国联军开脱完了之后，再高唱对日新思维的高调，抱怨完不幸生在中国后，再语焉不详地兜售西方价值观。——有些现象表面看来是个别人的问题，但实质是媒体带倾向性的信息选择问题。

　　说句题外话，道德维系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而中国目前的舆论环境已经被某些拥有话语权的所谓“专家”和负责引导舆论的媒体扭曲得一塌糊涂了——不信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国内一些知名论坛，或者看看新浪或腾讯的留言板，看看人们在很多事情上是何等迥然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网络这种新兴媒体堪称社会舆论环境的监测站。

　　因此，要重铸道德基石，必先整治舆论环境，而要整治舆论环境，则必先从思想界的某些冒牌专家下手，从无良的主流媒体身上着力——但要谨防搞成学术干预与言论控制。

　　再说句题外话。现在的青少年不愿意因循守旧按部就班，但这又应该区分来看，如果是建立在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标新立异个性张扬，是值得称道的；但如果是缺少道德基础的、迷失式的叛逆，则相当危险。这也与某些学者的奇谈怪论与媒体的误导有极为重要的因果关系。

　　小结一下：传统的道德体系与传统文化体系的确足够强大，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扼杀了一部分民族活力，使得文化更新与文明进步显得有些步履艰难。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但不能丧失民族自豪与文化自信。如果法典像手术刀的话，则道德文化就是一剂汤药，治囊肿手术刀好使，但治失和，还是汤剂调理更好。

　　五，传统文化的优势

　　东西方文明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不是差距。文明不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西方文明除了在有些领域超过了东方文明外，还有很多领域它至今还是东方文明的学生。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军事学上，孙子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至今西方谁能超越？——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军事学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吧？

　　东方文明有东方文明的特点和优势，而西方文明虽然不如东方文明深厚，但近几个世纪却后来居上，对现代文明贡献巨大。

　　西方社会追求法治，或说以法代德，这一点尤以美国为典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由法律规范，而少有道德在其中起作用。人们普遍认为，与东方人相比，西方人情淡薄的原因即源于此。

　　而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德治，或说以德代法。德，涵盖了古代中国社会几乎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家庭、家族成员间的伦理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强化德治，使得中国人相比西方更具人情味，而且使中国社会更加秩序化。

　　从个体的小角度来说，传统道德很强调你在家庭生活中的身份，如，你是父还是子，是母亲还是女儿等，传统道德会告诉你在父母面前应该怎样，夫妻关系应该怎样处，你在子女面前又应该怎样等等。这些礼仪举止，传统道德都给出了基本原则。

　　到了家庭层面，传统道德也有具体规范。如家庭中，应该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分工合作，责任分明。说白了，长者含饴，儿孙绕膝，男耕女织，男外女内，各负其责，其乐融融。这是保持当时社会细胞稳定的基础。

　　这里颇受非议的是尊卑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男尊女卑思想。事实上，这一主张具有时代合理性。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作为要生产活动的，而从事主要生产活动的人在家庭中地位高些，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好比现在的家庭中，小两口谁挣钱多谁就硬气些是一个道理。同理，在原始人类靠采摘渔猎生存的时期，女性是主要的活动者，所以那时女人当家作主，就时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现在，社会进步了，第三产业获得极大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对男性的体能优势没有特殊偏爱，甚至相反，女性的生理优势倒非常符合第三产业中的许多领域，如教育、医护、商业、服务业等，女性的比例远远大于男性。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比例大增，使得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再往远了说，假使哪天男性的体能优势只能体现在矿山、远洋、建筑工地、军队等有限的范围时，女性会重新夺了“夫权”的，那时，“她时代”就真的来了，每天哭着喊着的，恐怕该是“男权主义者”了。

　　再大一点的社会单元便是家族。传统道德对于家族的规范也是相当细致的。家族可以有族规，而且族规有时可以游离于“王法”之外，为什么王法对族规如此宽容呢？因为家族是农业社会中解决一般规模化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比如张村或王庄需要挖堑壕，要在田里修筑沟渠，这样的工程官府肯定不会管，但又不是单个家庭所能完成的，这时家族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族长可以组织本族里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来参与这个工程。比如愚公移山，当时老头就是想动用一个家族的力量来实现移山工程的，只是他刚开工不久，神仙就来帮忙了。当然，太大的工程家族也不行，还需要政府出面，比如都江堰、大运河，万里长城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社会中有太多的一般规模的工程是通过家族这种组织形式完成的。

　　家族这种社会文化，还对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关系，增加民族亲和力、文化认同等大有好处。原本两个普通人，互道姓名后发现是同姓，就觉得彼此亲近不少。这一点，连西方也不例外。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孔姓子孙，除孔姓这个姓外，还在名字中排入一个“字”，证明辈份。1740年乾隆赐10字：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1839年道光赐10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如援藏的优秀干部孔繁森、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现在的乒乓球名将孔令辉等，就分别在“繁”“祥”“令”字辈上。同时，孟轲的后代、颜回的后代、曾参的后代，也用同样的字排辈。比如现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就是“庆”字辈。其它姓也有严格按字排辈的，如有一支李姓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排辈。但近年来，这种文化逐渐被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打破了。其实，即使这是一种封建的长幼尊卑观念，但尊卑的观念可以去除，可是长幼有序总不是坏事吧。

　　可能这种文化中被现代人诟病最多也是论资排辈。在现代管理学中，论资排辈是不对的，但在旧时的一个家族中，论资排辈却是必要的。资历最老的人一般富有能力、经验和威望。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学历高是资本，留过洋是资本，甚至整容整出个漂亮脸蛋也可以成为资本。那时没有互联网，想自学成才都难，不经过必要的历练是难孚众望的。像甘罗、周瑜那样十几岁就出人头地的人少之又少。因此论资排辈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古人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傻。

　　再往大了说，家族与家族也是可以结成利益体的，但家族利益集团就少有积极意义了。如《红楼梦》中的贾王史薛，民国初期的蒋宋孔陈等，名声都不怎么好，积极意义不大。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管窥（可能连管窥都算不上，讲传统道德文化的典籍汗牛充栋），我们可以看出，传统道德文化对个人礼仪、修养是有好处的，对家庭稳定和睦是有益处的，通过家族对组织一般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建设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有太多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有其巨大意义和价值。如果看不到这些积极意义，就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虽然事物有利有弊，为了保持文明的发展进步，对产生于封建社会、并经历了千年磨洗的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梳理和翻新是必要的，但需要明确的是，在手术革除文化毒瘤的同时，必然要准备好新鲜的血液，要用新的道德理想来弥补我民族的精神空间。比如，光宗耀祖被认为是封建思想了，家族荣誉也没人提倡了，那么，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哪里？几十年以前我们还有共产主义理想，但现在显然已经支撑不起民族精神的大厦了。我们总不能继续让中小学生说人生成功的标志就是“开豪车住别墅娶美女”吧？这与光宗耀祖的境界相比能算是进步吗？

　　依然要说的是，传统的道德文化曾经威力无穷成效显著，尽管我们不能总沉浸在昨日的辉煌中，但客观认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理性梳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通过倡导和弘扬中华文化，重新构建起道德理想基石，树立起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凝聚起民族力量，激发民族热情与创造力。以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完全可以焕发出无穷活力的。

　　补充一句：重道德建设不是要忽视法制建设，同样，重法制建设不能偏废了道德建设——缺少道德传统是一种无奈，有了道德传统却不知珍惜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法并举，德兴法辅，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途。

　　六，大国崛起之迷

　　发展的确是硬道理。西方发达了，阔了，所以看起来西方掌握了硬道理。但发展有一个协调问题，有一个和谐问题，有一个人类在现有的谁知水平上是否科学的问题。中国某些人——包括很多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其认知水平显然不上档次。

　　对于“硬道理”的阐述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借助于一些形象的比喻来简单地揭示一下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迷。

　　不可否认，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较早地掌握了比农业社会更先进的生产力。使得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流通、贸易与文明碰撞、思想交流变成了一种迫切需要。好比一个年青人，在别人还都肩挑背扛的时候，他突然掌握了一个机器，就比如说是织布机吧。由于机器的生产力提高了，所以他原来的几亩桑麻地生产的原料不能满足他的机器生产了，生产的布自己也使用不了了，所以他需要更多的线来织布，更多的人来买、换他的布料，于是他就需要更多的棉花、羊毛来纺线，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种棉花和养羊，同时，他也需要把他的布运到村子外，运到镇子外，以及更远的地方进行贸易。

　　这就导致了工业化时代的全面到来。本来，生产力的提高是一件好事，但不幸的是，这个小伙子道德修养不足，在充分使用他这个机器的带来的优势的过程中，他的某些做法为人不耻。比如，如果是稍稍有修养的人，会在别人自愿的基础上与别人共享繁荣进步带来的好处，像千百年来丝绸之路就很热闹，在小伙子得势前不久，还有个叫郑三保的人也带着规模庞大的船队到很远的地方做过生意，所到之处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心思不一样也没关系，咱就多交流交流，像唐僧、鉴真啊，都是串门拉家常的好手。但此刻这个毛头小伙子却没这般耐心，今天抢了这家的土地种棉麻养牛羊，明天占了那家的房子开货栈办工厂，强买强卖，还有一套歪理邪说，说什么强权即真理，这年头，要靠拳头说话，谁拳头硬就得听谁的。而且，我让你穿上机器做的衣服了，你还必须对我感恩戴德。在这样的手段下，北美的印第安人差点就被打死，南美的土著也差点被打残，非洲的黑弟兄成了人家的猪猡，亚洲的老大被打得满地找牙元气大伤。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中期，这个小伙子积攒起了足够的家底后，俨然成为大哥了。大哥一般情况下就可以不再出头露面了，而是优雅地喝着葡萄酒，衣着光鲜风度翩翩地调节一些小弟们的矛盾就行了。中东人想法有些不一样，那好，犹太人刚刚受了欺负，让它去那里建一块地盘吧，它和穆斯林可以互相牵制。北边的俄罗斯跟我们不是一条心，欧洲的小弟们凭单个都打不过它，没关系，咱弄个北约，把小弟们组织起来对抗它。东边的中国武功不错，养好伤有坐大的可能，那就养几条狗吧，让它们看死中国。东边有只最大的，就是刚被踢坏了睾丸的那条，给它补充点营养相信它会恢复野性的，那个什么，战争赔偿什么的就再别提了哈。在中国的北门和南门再各放一只小点的，不用它们咬，只要天天叫，吵得中国夜不能寝就行啊……但出乎大哥意料的是，中国这时毕竟扶着墙站起来了，拳打脚踢，打跑了两只小的。不过中国却也再无力对付大的，所以只好决定罢手，暂时韬光养晦一些日子。

　　为了有效地管理小弟，大哥也煞费苦心地制定了很多规矩。开始是为了控制局面，后来是为了平衡利益，现在，大哥着手制定标准，大哥心想，只要标准还在我手里，这地面上，还是我说了算。

　　大哥的心思究竟有多大呢？甭看别的，看看好莱坞大片就知道了。好莱坞电影告诉我们，大哥就是大哥，大哥就是具有王者之气的狮子；在大哥家里，小鬼都可以当家；大英雄们更不用说，早已不满足解救几个人质、化解个城市危机什么的了，大英雄要天天拯救地球才行。

　　也许，很多人对我这样理解西方崛起是不以为然的，说，科技与生产力的进步怎么解释？耍流氓可以耍出科技成果与技术进步吗？对这样的问题，我同样有些不屑。劫掠生的财也是财，有了财就可以把各种匠人眷养起来，供着吃喝研究技术。这一点，不当大哥你就差得远，这不光取决于你的财力，还取决于大哥高不高兴你这样做。同样是生化学家，伊拉克的化学阿里就和当年日本鬼子731部队的魔鬼命运就不同，阿里的小命会随着萨达姆的覆灭而丢掉，而731的研究者和资料，却转而成了大哥的生物化学成果。这一点不奇怪。与此类似的还有德国科学家们。大哥对此解释说，科学是无国界的。对大哥有利的事就可以无国界，什么你的我的，地球即是一个村，不分彼此都是我的。而对大哥不利的事，就是邪恶目的，要消灭。

　　当年，有祖国的钱学森们，傻啦吧叽地想带着无国界的科学技术回来，但却阻力重重。而今天，有多少业界精英为了自己的锦衣玉食，也扯起科学技术无国界的幌子心安理得地投奔到人家门下，却一路顺风顺水。

　　大国崛起，如此而已。

　　七，西方文化的死穴

　　本来，写完第五小节后应该收手的，可有些话不吐不快。只是，吐了，就会惹得有些人不快了。

　　毫无疑问，日本的“脱亚入欧”策略客观上拣了一个大便宜。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似乎让一些人主张的全面西化找到了据。但问题是，这些人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也正是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变得越来越狂躁了，挑动战争的冲动越来越不可理喻，不可遏制。原来也就是欺负欺负朝鲜半岛，骚扰一下中国沿海。到后来，跟中国过不去，看俄国不顺眼，还想在亚洲建立以它为主导的所谓共荣圈。手能伸到的地方都要捞一把，欲望鼓胀到狂妄、不能自控的地步。甚至由于美国一时不能满足它，就驾上战机到珍珠港跟你玩鱼死网破。

　　这看上去与日本这个国家表现出来的温和性格是不符的，而且，尽管日本自古崇尚武士道精神，但也正是明治维新后，武士在日本失势了，也就是说，武士道精神在明治维新后不再表现为日本人的主要性格了。但为什么对策动战争的欲望却愈来愈冲动呢？实事上，这不得不“归功”于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日本是很会选大哥的，历史上长期追随中国，血缘和近邻是一方面，那时中国强大更是主要原因。明治维新前日本找到了新大哥，那就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明治维新后，尝到甜头的日本终于正式脱亚入欧。跟西方大哥混很爽的，丰饶的台湾、山东、东三省相继成为日本餐桌上的美味。因此，日本坚信一个真理：打家劫舍也可以发家致富。于是，十九世纪初又同邪恶轴心的德、意拜了把子。不想，这次是大哥们之间火并，欧洲的大哥们分成两派捉对厮杀，作为马仔的日本本想趁机在远东当回大哥，但很不幸，马仔习性惯了，瞎么糊眼一拳打在观战的另外一个大哥脸上。此大哥一怒，收拾了所有山头、码头，重新洗了牌，自己做起了庄家。被新大哥狠狠踢了两脚裆部的日本，从此低眉顺眼地跟了新大哥，并继续吃香的喝辣的。

　　中国可不可以选个大哥呢？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

　　我们首先看看，假如中国愿意选个大哥，会不会有人愿意收下我们这个小弟。

　　要选大哥，当然首选美国，日本经济号称老二，但它的气质不行，本来就是马仔，跟了它岂不成了马仔的喽啰。那么，跟美国最理想。但问题是，美国愿不愿意？中国选大哥的目的是什么？是过上好日子。但是，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好日子就要消耗自然资源，能源、矿产，甚至空气和水。而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现在美国大哥已经用占世界6％的人口，消耗着地球上35％的可利用资源了，咱中国可有世界20％多的人口，要是让咱按照美国大哥的生活方式，达到美国大哥的生活水平，咱中国一家人就得消耗地球上120％～150％的资源。如此一算，别说美国大哥不会答应，世界人民不能答应，就是咱自己都没法答应。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推销它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会允许一些“小地方”的人们生活好过它，但它绝不会让你的发展威胁了它的生存空间。而按照西方文化的发展思路，人类只要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就必然会相互威胁。“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西方社会奉行的这种原则，正是西方价值观中选择、竞争、淘汰的真实写照。纵观世界战争，以前多是因为文明的落后、人们面临矛盾却缺少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而导致战争。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战争则大多由于文明的进步而导致，少数一些国家处于贪婪的目的，故意制造矛盾、刻意挑起战争，有时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编造谎言，蛊惑公众。因此，西方文化在处理人与人、国与国关系时存在太多的矛盾和漏洞。而基于依赖自然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也无法解决人类与自然的长期友好，表面上看西方的确在保护野生动物，但为了推行霸权维护自己的利益，却导致有些国家天天死人；欧洲和北美也的确修整地如花园般美丽怡人了，但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却全迁到了亚非拉，甚至把垃圾直接运到发展中国家。他们在自己家里环保意识非常之强，却心安理得地在别人家随地便溺。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浮出水面时，作为最初缔约国的美国却以“影响国家竞争力”为由拒绝签署。一句话，我的利益高于一切，钱是我的，环境是大家的。这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西方文化解决不了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恶化这对矛盾。

　　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死穴。

　　远的不说，自两大阵营解构后的这二十来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是联合国授权打的，而到了巴尔干半岛，美国却只裹胁了北约与它一起冲杀，而再到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却只网罗了几个铁了心的小马仔……很明显，愿意跟着大哥一路冲杀下去的小弟越来越少了。尽管现在伊朗的局势看上去已是箭在弦上了，但美国的小手已经不像以往那么胆气和肆无忌惮了。一句话，一个近百八十年来才道貌岸然起来、只练过几天地趟拳的毛头小伙，立刻就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显然嫩了点。

　　回过头来再说说日本。在有些人眼里，日本就是值得我们学习，不学日本就是自大。不管怎么说，人家日本的经济就是发达、社会就是文明、生活水平就是高，谁能否认这个事实？要睁开眼睛说话，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自慰没用。这种认识和看待问题的方法似乎很有说服力，貌似事实胜于雄辩。但这种观点我们其实很熟悉，无非就是笑贫不笑娼而已。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国内也同样能听到这样的观点：甭管人家是办血汗工厂，还是开黑砖窑，毕竟人家富了，生活好了才是硬道理。对此，我无话可说，典型的道义缺失综合症。假如这种症候流行开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哀鸿遍地——报应只是来早及来迟的问题。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美式民主的虚伪本质。

　　对于美式民主的虚伪，很多人从细节和具体操作上找破绽，其实这是一种笨办法，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美式民主最大的虚伪表现在，既然世界是多彩的，物种是丰富的，文明是多样的，而且，既然美式民主在西方文明的光芒照耀下如此人性、平等、博爱，甚至天天致力于保护这个物种、那个遗产，那么，对于人类的不同文明的存在、选择、走向，你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宽容并尊重了这种差异？

　　如果没有，如果你还在挥舞美元与大棒，那么就不要奢谈什么民主和自由，充其量，你那是劫掠的自由与分赃的民主。

　　附带的说明：暑期放了一段时间的假，有时间想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边想边记了下来，不怎么系统，材料数据也不充实，但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可能表述有点乱。拜托网友大家拍砖温柔些，欢迎多指正。

　　本来还有些想法的，但这帖子太长了，先停在这，如果大家觉得还行，俺再继续写。

国足尸检报告


分析：

1）国足体表无外伤
　　　　A．国足有体委、足协领导，且领导机构庞大，领导人健康。这表明国足头部完好无损。
　　　　B．国足有正副教练若干，有领队、翻译、队医等若干，且都随队参赛，无一人失踪、生病、坐月子，这表明国足各脏器功能正常。
　　　　C．国足有数十名队员，前、中、后场队员齐备，连守门员都俩，且未证实有赛前嫖娼被抓者，这表明国足四肢健全。

2）无外力作用导致的重创
　　　　A．本次杯赛，未见赛程使坏，未见赛场捣鬼，未见裁判黑手。
　　　　B．本组球队，未见黑马，未见猫腻（假球、放水等）。
　　
3）无药力作用
　　　　无证据表明赌球、黑社会等组织渗透、介入、参与影响比赛结果。

推断：　　　　
　　　　1）国足有可能死于先天不足。——早就有人说中国人不适合踢球！
　　　　2）国足有可能死于未老先衰。——早就有人说国足是教练没睡醒，队员像梦游，无荣誉、尊严之概念，是大彻大悟之象，或老年痴呆之征兆，但更符全未老先衰之症状。
　　　　3）国足有可能死于神秘魔咒。——“打平即可出线”一直是国足挥之不去的梦魇。
　　　　4）国足有可能死于精神失常。——想赢，怕输，保平；争前四、怕出局；为民族、为国家、为个人踢球等等复杂情绪交织，导致精神错乱。

结论：
　　　　结合赛前国足面临的形式，国足此次意外，应源于复杂情绪变化导致的严重精神错乱，以致在赛场瞬息万变的情势之下受到极度精神重压，导致整个身体系统崩溃。

依据：　　　　
　　　　小组赛出线形势一派大好，——美～
　　　　胜则小组第一，——喜～～
　　　　平则小组第二，——懈～～～
　　　　对手实力在国足之下，——笑～～
　　　　胜则留在隆坡迎战